民间信仰

　　三是文昌信仰善书的开始普及。明代文昌信仰与倡导暗中行善施德与人以至福的阴骘思想结合，在明中叶出现了不少此类善书，现存最早的阴骘文是十五世纪中叶松江人颜廷表编(景泰五年进士)的《阴骘文注案》[23]。阴骘文即《文昌帝君阴骘文》，又称《丹桂籍》，丹桂喻科举及第，因文昌神主功名禄位故名。《文昌帝君阴骘文》以文昌帝君扶鸾降笔写成，全文五百多字，开宗明义：“帝君曰：吾一十七世为士大夫身，未尝虐民酷吏，救人之难，济人之急，悯人之孤，容人之过，广行阴骘，上格苍穹。人能如我存心，天必赐汝以福。”以下是训人具体的行善行为，最后强调“近报则在自己，远报则在儿孙。百福骈臻，千祥云集，岂不从阴骘中得来者哉。”[24]《文昌化书》在当时也颇为流行，李维桢(1547-1626，隆庆二年进士)曾作《文昌化书叙》谈及该书的刊行情况：“文昌祠，事梓潼帝君所在，而有余三为祠记。吴之新都，越之虎林，晋之上艾，皆神离宫，而蜀梓潼最著。往官蜀以未至其境为憾。侍御张希尹尊人奉神有灵验，希尹令巫山，屡获神助，乃取《文昌化书》行之虎林，其自序与友人黄贞父序详矣。歙潘丞梓潼人也，复行之，而友人潘景升属余叙。”[25]可知张希尹在杭州、歙县丞潘某在徽州都分别刊行《文昌化书》。李维桢在叙中的论述有助于我们了解明代士大夫对文昌神的看法，他说：“有天则有文昌，即降为人，不应至唐始见，岂前此主文昌者固有神，神晚出而代之耶?抑文昌六星各有司存神第司禄耶?抑科目之制起自近代，天事恒象因人世为转移建置耶?”他也注意到文昌信仰与科举制度的关系。李氏还说：“然观其书，大指以变化行教化，而莫重于三纲五常。感必通，施必报，惠迪必吉，从逆必凶，读之使人憬然省悟，凛然戒惧，徙义修慝而不敢慢。”[26]他看到了《文昌化书》的宗旨在于劝善以行教化，维护传统的伦理纲常。余继登(1544-1600，万历五年进士)作有《梓文昌戒言小引》，说到山西曾刊印《文昌化书》，并在家乡京师河间府交河一带刊布《文昌化书》的节本《文昌戒言》。其中也谈了对神道设教的看法：“易参伯君选梓《文昌化书》于晋中，以训晋人。予观九十七化中，有似有者，有似无者;似有者可信，似无者可疑。夫欲化民成俗而使观者谓有谓无，半疑半信，非所以示训也。若曰姑为是，神道设教，以感动愚氓偕之大道，则何若取其事之所必有、理之所可信者，明白告诏，令人憬然觉悟而旷然一变其俗哉!暇日采其中五章，俾临令常君付之剞劂。予与常君曾从臾李参幕创建文昌祠于吾镇之南，复为是梓布之，亦以吾地士风浇漓，俗尚薄恶，仰愧神言，俯多鬼责，蕲缘是以牖之也。”[27]可见《文昌化书》的流行与地方官、士大夫为移风易俗而神道设教有密切关系。

　　四是明后期文昌祠设立的增多。前述第二点中所引汪道昆的文昌祠记，指出明朝在湖广武当山和南直隶齐云山设立文昌祠。第三点中，李维桢说他曾为南直隶徽州(即新都)、浙江杭州(即虎林)以及山西平定州(即上艾)的文昌祠写记，其文集中保留了这三篇文昌阁记[28]。余继登等在家乡京师齐河创建文昌祠。清人汪森编《粤西文载》收有三篇明人所写广西文昌阁记，可知荔浦在元代创建文昌庙，明代两次重建，第二次是在嘉靖三十年(1551)建成。此后容县新建文昌阁。怀集于天启元年(1261)建成文昌阁[29]。福建兴化府莆田县的碑刻资料记载，当地的玄妙观于万历九年(辛巳，1581)由道士卓懋高募建文昌宫[30]。莆田的水南书院科举成绩不凡，“朝家起科目者几二百人”，“视学宫差为伯仲”。 于是当地“缙绅及诸文学”在万历三十二年(1604)于书院西偏隙地建文昌祠，其格局为“殿三楹，中奉帝君，左魁星，而圣嗣在其右。拜厅之间，缭以周垣，右转为祠门，门侧小屋二间，守者居之。”[31]明人文集等资料中还有一些文昌祠记，反映出文昌祠在各地的设立情况。如广东，叶春及为万历十五年(1587)落成的肇庆府文昌塔和此后博罗县儒学重修文昌阁写有记文[32]。又如福建邵武府建有文昌祠，骆日升(万历二三年进士)写了记文[33]。再如江西吉安府，泰和县延真观文昌阁建于元代，元季毁于战乱，永乐十六年(1418)重建文昌阁成[34]。府城也于万历十二年(1584)建立文昌塔，原因是“议者以今科第名位固未尝乏，然大较不逮往昔，岂山川风气升降之数使然。”为了“以壮一郡之雄胜，而培未艾之风气”[35]，于是在郡城东北的山上建了文昌塔。在南直隶，吕维祺(1587-1641，万历四十一年进士)在南京左仓创建文昌阁[36]。尹台(嘉靖十四年进士)写有《宁国府学重建文昌阁记》[37]。陆孟昭于天顺八年(1464)在苏州府太仓州建文昌祠[38]，直到万历十年(1582)该祠历百二十年尚在。苏州府吴江县也建有文昌阁[39]。浙江海宁人陈与郊(万历二年进士)作《建文昌祠疏》，言欲在家乡建文昌祠[40]。湖广蕲春明代亦有文昌阁[41]。山东德州学宫于万历廿四年(1596)创建文昌阁[42]。京师大名府学宫亦建文昌祠，锺羽正(万历八年进士)为其作记[43]。河间府吴桥“嘉隆间有龚侯者建文昌阁于东城震方。”[44]河南新野人马之骏(万历三八年进士)作有《文昌祠碑记》[45]。以上事例集中在万历以后，这决不是偶然的，说明文昌神信仰的发展，万历时王世贞即指出其发展状况：“文昌，星也。于天官家为奎，若璧。而今以属之梓潼张恶子张神，于蜀甚烺烺。第其品在云长、翼德间，独所谓七十二化及主文昌福禄，乃至上拟佛天尊号，则皆托之乩笔或吃菜事魔，人附会之，今天下所在有祠。”[46]文昌祠分布地域较广，计有南北两京所属地区、山东、山西、河南、江西、湖广、浙江、福建、广东、广西，南北方都有，也反映出文昌神信仰的空间展开。博罗县、德州、大名府的事例说明学校有文昌祠，学校并没有因孝宗取消梓潼帝君祠祀而不建文昌祠。文昌祠的设立一般是为了振兴文运，也有人言及文昌神的多种功能，如吕维祺在记中说文昌：“掌人间桂籍、嗣胤、名爵、福禄、寿夭、贵贱、地府、水曹诸事”。可见文昌神的功能多样化。

　　明代中后期开始普及的文昌神信仰持续至清代。清初即有人说：“文昌之祠遍天下”[47]。清代文昌信仰普及化的一个更重要的标志是惜字会的普及化，因文昌信仰要求人们敬惜字纸。据台湾学者梁其姿的研究：“从方志的资料上看，惜字会虽然康熙时代已有，而且乾隆一代也有零星的记载，但他们真正的普及化，应晚至嘉庆道光之际，而且这个普及化与惜字会结合着其他善举有关。”[48]诚如乾隆时陆耀所说：“近人又因文昌之社，而有惜字之会，推其所以惜字之故，仍不出媚神以求富贵。”[49]梁其姿还指出：“直至明末的文昌信仰，似乎仍主要是儒士个人的宗教行为，惜字活动也未被组织起来。从清初到盛清，儒生渐以集体的方式来进行惜字的活动，说明了文昌信仰已逐步成为儒生阶层名副其实的‘职业神祗’;清中后期以后，惜字再发展为一般百姓的宗教活动，文昌信仰也进一步普及化。”[50]清代文昌信仰的普及化与政府的倡导有关，清朝自嘉庆元年(1796)爆发的五省白莲教大起义由盛而衰，清朝政府和士大夫深切感到了民间宗教对统治秩序的威胁，为了振兴文运，战胜“邪说”，他们抬出文昌神以“福国佑民”。其经过是，嘉庆五年教军进兵梓潼，据说“望见祠山旗帜，却退”。后来“潼江寇平”，清军取得川西战役的胜利。或许是战事恰在梓潼，被清军附会，消息传至京师，嘉庆帝借此搞了一场宣传战。他亲自书写“化成耆定”额，用彰异绩。并在京师地安门外明成化年间文昌祠的旧址，重新修建文昌祠，祭祀文昌帝君。嘉庆六年夏祠成，他躬谒行九叩大礼。颁诏称：“文昌帝君主持文运，福国佑民，崇正教，辟邪说，灵迹最著。海内崇奉，与关圣大帝相同。允宜列入祀典，用光文治。”[51]于是大学士朱珪撰碑记，论证“文昌之祀，始有虞，著《周礼》，汉、晋且配郊祀”。文昌神久司爵禄、科举，历代封号可考[52]。亦即符合祀典传统。清朝礼臣遂依照关帝庙祀典定出，每年以二月初三文昌帝君诞日为春祭，秋祭选定吉日。同时设立“文昌帝君先代神位”致祭。嘉庆六年还奏准：“各直省旧有文昌庙，照山西解州等处关帝庙之例，令该地方官届期躬谒致祭。其向无祠庙之处，令择洁净公所，设位致祭。”[53]嘉庆六年皇帝不仅在京师建成文昌庙为天下先，而且下诏全国崇奉文昌帝君，更要求地方上祭祀文昌，推动了各地文昌祠庙的设立与祭祀，清代文昌信仰以此为契机而普及全国各个地方。咸丰六年(1856)文昌帝君与关帝一体升入中祀，规定其礼仪“前期一日，著遣亲郡王行告祭礼，春秋二祭，俱著卜吉举行，二月初三日圣诞，即照关帝庙拈香礼节。”[54]清朝后期的皇帝还不断亲谒文昌庙行礼，计有咸丰七年、同治十二年、光绪十三年几次。这些举措进一步加强了文昌神信仰的影响。

　　清代文昌诞节的形成正是以上述情形为背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