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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改用阳历后，社会上层许多人曾预想阳历必代阴历而兴，出现民国万象更新的局面;但阳历新年时，却出现了“屈指为鄙人贺者，竟寥寥无几，殊觉面目难堪”的情景;而到了阴历新年，则与此景象正相反，出现了“桃符万户，顿绝壮观”的景象，“阴盛阳衰”的现实，不能不令“阳历”向“阴历”讨教：“先生何修而得此?”[48]这种历法上的“二元社会”的强烈反差与对峙，充分揭示了民众重视阴历而漠视阳历的普遍社会心理。
令上层人士不解的是，仅仅就阴历与阳历比较而言，阳历明显优于阴历，依进化之原理，推行阳历是正常的，而旧历不废，却是奇怪的：“夫新历既行，旧历斯废，曷为新历已著为令典，而旧历仍一例通行，非特与统一问题上大有窒碍，即一切日常行习，亦诸多不便。”但为什么一般民众多行阴历而漠视阳历?以历法比国法，新历为法定之年，旧历为例外之年;以历法拟宪法，新历为成文之年，旧历为不成文之年。但为什么阳历“法定之年”与“成文之年”，居然不能取代阴历“例外之年”与“非成文之年”?它的分析是：“改用新历，政府期与世界大同也;不废旧历，民间难除习俗惯情也。”[49]
“政府期与世界大同”，是改用新历、推行阳历的最大理由和动力;“民间难除习俗惯情”，是不废阴历的最好借口，也是欲废阴历而不能的主要根由。民间难除之习俗惯情表现在哪里?《大公报》记者云：“盖自新旧历并行，中国人之一岁过两年者，已经三度。其所以不能将旧历销灭尽净，而一以新历代之者，夫亦曰牵于商业之关系而已，沿于民情之习惯而已，政府能顺商民之心，不作无效之强迫，而亦随俗为年景之点缀，盖亦知改革之非易易也。”[50]这里，文章正确指出了阴历仍然盛行的原因：一是“牵于商业之关系而已”，二是“沿于民情之习惯而已”。政府要推行阳历，必须从这两方面入手。实际上，后来南京国民政府的废除阴历运动，就是从改变商业结帐习惯入手的。
阴历新年习尚难以转移的原因，在于商人以此为一年结算的日期，以致于上层军政机关、学校、报刊等不得不迁就从同：“阴历度岁为吾国历史上数千年之习惯，虽民国改用阳历过度七载，而阴历习尚仍难转移。盖商人以此为结束故也。即军政机关亦迁就从同焉。”[51] 这种情况说明，面对社会下层民众“社会心理”转移的困难，像民国2年官厅不许民众过阴历新年的糊涂事自然就难以再现。不仅如此，面对强大的习惯势力，人们在采用阴历还是阳历问题上，在过阴历年与阳历新年问题上，社会上层与下层不可避免地要出现一种互相妥协式的“互动”关系。
本来，历法上的“二元社会”格局形成后，“官场民间，各过各年” [52]，“新历亦惟于官文书中例须用之，至若民间岁时伏腊、冠婚丧祭，则一听国人习尚，官府不加干涉。”[53]这才是社会的正态。但实际情况却是：军政机关、学校等社会上层，迫于下层民众的习惯势力，不得不对民间习俗给予迁就，甚至给予公开的支持。这种现象说明，“二元社会”不仅是对峙与冲突的，而且也是可以妥协和调适的。
阳历推行过程中无法与阴历相对抗的现实，使社会上层人士逐渐认识到旧的习惯势力的强大;而旧历新年的繁盛，也使他们意识到社会心理变革的艰难：“送旧旧年，迎旧新年，遍换宜春贴子，喧腾花爆高声，较诸过新新年时，更形热闹，可见社会心理，转移良非容易也。”[54]既然社会民众日常习俗惯情是如此强大，则北洋政府不得不迁就一般民众的习惯，明令官府过阴历年：“近闻大总统以风俗习惯，各国皆有，无庸违言，拟令内外官厅，照过阴历新年之例，一概放假三天。观此则民国以新旧历并行，竟成不刊之典也。一年过两年，好过者果然好过，然好过者要过去，难过者也要过去，则吾人也不必管他好过难过，且收拾起满桌纸片，预备过年便了。”[55]这样，不仅一般民众热衷于过阴历新年，连政府机关、学校也不得不屈就，放假休息。
上层社会在阴历新年休假的做法，并不是一时一地的现象，而是日益带有普遍性的社会现象。如1919年阴历新年，北洋政府机关迫于民众习俗，虽不鼓励庆贺，但也不得不放假停止公干：“各机关均放假四日，自三十一日起至二月三日止，所以起自三十一日者，因是日为阴历除夕，俗有祭祖及家宴之事，亦尊重旧习惯也。”[56]政府轻而易举地以“尊重旧习惯”为理由，对民间仍用阴历给予默认。
此时的上海，军政当局也同样屈从于民俗，放假庆贺：“本年二月一日系阴历未年元旦,为政府所定春节之期,本埠上海县公署与上海地方审检两处厅,经沈知事邱林两厅长各发牌示一道,令所属员役停止办公一天,以志庆贺。”[57]随后的阴历新年仍是如此：“阴历元旦，系属春节，本埠军警政各机关循例停止办公，商界沿袭旧习惯，视作新年，无论大小店铺一律休业，较之民国正朔之阳历新年反为齐整。”[58]
更有甚者，上海军政界不仅仅是休假停止办公，而且走得更远，由官厅出面，公开庆贺阴历新年：“凇沪警察厅长徐国梁，于阴历元旦清晨八时，召集所属各区署队警正佐队长，并巡官及本厅各科长员到厅，举行贺年礼节，均传制服礼服佩刀，然后排队同赴龙华凇沪军使署参贺年禧。”[59]不仅上海如此，江苏其他各地也多如此：“嘉兴各界于旧历岁首，仍遵旧习，辍业休息，商业方面，除茶辽酒肆照常营业外，余场于元旦起，停贸两日不等。政界方面，亦停止办公三天。”[60]
如果说上层社会对下层社会的影响，多是依靠政治力量作短暂的、有形的强制性影响的话，那么下层社会意识对上层军政界的影响，则正好与之相反，则是一种深刻的、无形的潜移默化的影响。这可以从社会上层照常过阴历年这一举动中得到体现。“二月五号，系阴历大除夕，参议院议长开会，因人数不足，延期三钟之久，仍不能足法定人数。议长笑曰：‘今日除夕，所以不出席。’议员某甲，误听除夕二字，大声呼曰：今日究在何处出席?某乙止之曰：除夕非出席，所以除夕不出席。”[61]因为旧历新年到来，人们忙于过年，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参议院，竟然连会议也开不起来。在这则笑话的背后，人们可以看到旧的习惯势力的无形影响，竟会强大到令人震惊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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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近代中国研究网 2005-9-15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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