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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在民国初期推行阳历而出现的“二元社会”格局中，遵循阴历的社会下层是一股潜在而持久的势力，它来自几千年形成的与其息息相关的日常生活习惯情势，来自下层民众的深厚的日常民俗文化。尽管民国初期阴阳历并行，实际上阳历始终未被广大下层民众接受，阴历仍然占据着民初社会的主流。政府推行的像移风易俗这类触及民众日常生活习惯的举动，如果不能妥善处理社会上层与社会下层民众习惯势力既对峙、冲突，又妥协、调适的互动关系，是很难取得实质性成效的。
关键词 历法 改正朔 二元社会 调适
民国成立，将传统的夏历(阴历)改为阳历，对民众的日常生活影响甚大。改用阳历，民国革故鼎新、万象更新之举，也是社会进步的标识和体现。但在它的推行过程中，阴历仍然占据主导地位，民众除民国纪年外，对阳历并未完全接受，从而形成了历法问题上的“二元社会”：上层社会——政府机关、学校、民众团体、报馆等，基本上采用阳历;而下层民众——广大的农民、城市商民等，则仍沿用阴历。这种“二元社会”格局是怎样形成的?“二元社会”又是如何调适的?它说明了什么问题?给人们以怎样的启示?这是笔者在本文中所要探究的问题。
一、历法上的“二元社会”格局
中国历法，来源甚远，相传在伏羲、神农时，已有上元太初等历，以建寅之月(即夏历正月)为岁首，黄帝轩辕氏作，岁首改为建子(即夏历十一月)，自是屡有改革，建子、建丑、建寅、建亥，代各不同。汉武以后，除新莽曾一度短期更张外，其余历代历法，一律沿用夏正，“千余年来，未之或改”。[1]清袭明制，也是以夏历纪岁。
1911年10月(辛亥旧历8月)，武昌起义后的民军决议改“清”为中华民国，称中华年号为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九年。[2]武昌军政府以黄帝纪年，各省响应，有用同盟会天运干支者(宣统三年岁次辛亥年，即用天运辛亥年)。孙中山回国后，认为有改正朔求统一之必要，建议以中华民国纪元，援引阳历。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后，正式通电各省：“中华民国改用阳历，以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九年十一月十三日为中华民国元年元旦”[3]。
孙中山以阳历1912年1月1日为民国元年元旦，其最初目的是显而易见的：一是共和成立，不用皇帝年号，而改为民国纪年，便于民众记忆;二是阳历没有闰月，减少了农历中闰月的换算，便于年度预算;三是与国际上普遍采用阳历的潮流相适应，便于在对外贸易和对外交涉上与国际接轨，实现最终的世界大同。孙中山的立意不可谓不高远，因此这一改革得到了响应革命、宣布脱离清政府而独立的各省的普遍支持。如以蔡锷为首的云南军都督府于1912年2月17日致电南京临时政府，报告云南施行改用阳历情况：自奉孙中山关于民国改用阳历电令后，云南军政府通饬军民一体知照施行，以旧历辛亥年11月13日为元年1月1日，凡关于公私文契、文约、各种合同、钱债结算并司法上之罪犯处罚,及一切关于日期计算,凡在改正朔以前所订,现在尚未完结者,概依旧历推算。“新订一切契约、合同及一切关于日期计算之事件,均以新历为准。”[4]同时，由于内务部新历法尚未修订出，故云南军政府制成《民国元年新历月日节候一览表》,兼附旧历,发给所属军民以资对照执行。
然而，在中国这样一个沿用了二千多年阴历的国度骤然采用阳历、废弃阴历，显然也是非常困难的。孙中山的通电刚刚发出，上海商务会会长王一亭就以骤改正朔，于商界阴历结帐，诸多不便，电请改以2月17日即阴历除夕，作为结帐之期。
孙中山发布“改正朔”令的同时，决定阳历1月15日(阴历11月27日)补祝新年，“所有各衙、署、局、所、学堂、商店以及各项团体，于是日一律悬旗,衙署局所停止办公,学堂停止上课各一天,藉伸庆祝。”[5]接着，孙中山派员将此该正朔之事交临时参议院公议。参议院授权孙中山通电各省,颁布历书,“以崇正朔,而便日用”，并议决四项决议：“一、由政府于阴历十二月前制定历书,颁发各省。二、新旧二历并存。三、新历下附星期,旧历下附节气。四、旧时习惯可存者,择要附录,吉凶神宿一律删除。”[6]1月13日，孙中山发布《临时大总统关于颁布历书令》，令内务部“赶于阴历十二月前编印成书,以便颁发各省施行至要。”[7]
按照临时大总统令和参议院决议，1912年2月，内务部将编撰的民国新历书颁行全国。这部《中华民国元年新历书》，是以参议院议决四条为原则编撰的，与旧历书相比，其特点有三：一是新旧二历并存;二是新历下附星期,旧历下附节气;三是旧历书上吉凶神宿一律删除。这部新历书体现了共和精神，剔除了封建迷信的文字。它对阳历的普及和推广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由于编撰时间仓促，多有错误，受到各界的批评。[8]因此，它颁行后不久，民国政府即着手编撰更科学的民国元年新历书。1912年6月，原来负责为大清皇朝编修《时宪历》的钦天监改归教育部，筹组北洋政府教育部观象台，负责编撰《中华民国元年历书》。由于教育部观象台有着较好的天文观象设施和编撰历书经验，所以，它所编订的这部新历书，具有一定的权威性，替代内务部编新历书而风行全国。从民国元年到北洋政府垮台，民国每年所用的“新历书”，都由北洋政府教育部观象台编撰。
教育部观象台编订的这套民国元年新历书，继承了内务部编订新历书的优点，并在历书中得到体现：一是“民国采用阳历,则旧历自在应删之列,惟习俗相沿未可以朝夕废，故旧历月日仍附注于阳历月日之下，以从民便”，阴阳历并行;二是“民国历书以授时为主旨,力破一切迷信,凡旧历书中之所谓方位临直宜忌等项悉数删去，而以天文图说代之”，体现了历书的科学性。[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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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近代中国研究网 2005-9-15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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