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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礼成俗更是民间的崇尚，乡规民约多取之乡例、俗规而礼制化，有关族规、家法、形诸文字，悬于大堂，传之后人，以达到“管摄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风俗，” 的目的。族长可请求官府给予宗谱钤印，获得官方认可的权威性;官方更乐意支持民间组织进行劝善教化，礼与俗在相互作用中得到增强。明代的碑刻标明 :“劝善惩恶，兴礼恤患，以厚风俗。” 宋代的乡约强调“凡同约者，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 礼俗相交的教化是如此深入人心，诸多话语如: 化民易俗、树俗立化、观化听风、移风崇教、变俗易教、敦励风俗等成为思想家的流行话语，认为教化之深可以“化及豚鱼”，教化之力如风吹草伏“化若偃草”，教化通行可致“四海承风”，教化远播“云布雨润”能润泽天下，诸多佳言美语，都在于颂扬以礼对俗的整合。
礼俗整合的效果，使得礼中有俗，俗中有礼，礼和俗相互依存、胶着，双向地增强了上层文化与下层文化，精英文化与民间文化的渗透。盛行在西周的乡饮酒礼，上可追溯到夏商周三代以前氏族社会的遗风，下传至清朝末年，其敬老、尊长、咨询、议政的古风一脉相承，连酒会的程序: 谋宾、迎宾、献宾、旅酬和送宾的礼仪也大同小异，这是礼，也是俗。礼和俗的互动，相互渗化力量之强劲，几乎使礼与俗难分难解。由于礼和俗的高度契合，使这一古礼传衍三千年之久，世界殊属罕见。正如《资治通鉴》的预言: “子孙长久，安宁数百岁，此皆礼乐教化之功也。”
早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柳诒徵就指出，以礼俗治国“博言之，即以天然之秩序(即天理)为立国之根本也。”在世界上并不乏有遵循天然秩序生活的民族，但在中国“礼俗之界，至难划分。” 是为中国特色。与此同时，社会学家费孝通经过社会调查，提出中国基层社会本于礼治秩序，乡土中国是礼俗社会的见解。 值得注意的是，古代思想家经常运用礼、智、仁、义、诚、信、和、中庸等概念，其中的礼，不仅是思想观念和道德准则，也是制度的实体，更是唯一经过现代社会学家论证的，具有涵盖社会上下、贯穿精神、物质，得到全国各地最大范围认同的价值观念。这是中华文化历史悠久，覆盖面最广，传承力最顽强的重要原因。
遗憾的是，现代学者的中国思想史研究，多以西方思想史为参照，致力于精英思想研究，殊不知礼俗社会的存在，以礼化俗的教化使命，推动了精英思想的社会化，有关礼俗思想、日用之学等富有中国特色的命题，留下大量的文献资料，至今尚未得到充分的发掘。研究中国思想史，应该突破观念史的局限，贴近社会生活考察，从礼俗互动中把握中国思想的发展脉络，这是历史的实际，也是对中国思想史价值的重新评估。
(原载《东方论坛》200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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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儒学网 2009-02-28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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