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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百姓日用之学，是礼俗文化的基本论题
早在先秦，思想家们就为建树这种文化模式，提供了思想理念，荀子明确宣告:“德必称位，位必称禄，禄必称用，由士以上则必以礼乐节之，众庶百姓则必以变数制之。”(9) 这就是说，德、位、禄必须相称，有德才有位，有位才有禄，道德表现、社会地位和财禄器用一体化，因此以物可以观位，以德又可以量物，贵贱之别不仅溢于形表，君子小人这内在道德上的良莠也力图物化为消费生活的等级之别，充分体现了以伦理为本位导向生活的价值取向。
这种文化模式决定了大传统对小传统的规范和教化并不仅仅依靠行政指令，士大夫在教化方面突出的使命感，对增强小传统对大传统的认同起了重要的作用，所以中国的官僚、士大夫对世俗生活有特别关注的情结。孔子的“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移风易俗，莫善于乐。”(10)，管子的“教训正俗”(11)，荀子的“习俗移志”(12)，吕不韦的“ 观其俗而知其政”(13)，司马光的“风俗，天下之大事也。 ”等等，各家各派莫不重视对民风的教化，致力于“以礼化俗”，引导民众习俗遵守礼的规范，都具有把国运盛衰、名教兴亡的审视点下移到生活领域去考察的传统。所以儒学并非如有的学者所言缺少对世俗生活的关怀，却以世俗理性的情结将精英文化社会化，在这里生活本身就是教化的媒介和手段，其功效远比课堂和教堂更胜一筹。
值得注意的是，“生活”在古人的观念中并不复杂，遍查它在经史子集中的含义，无非是活着，过日子的一种表述。古人对生活的重视主要表现在以高度的理念对待服食器用，并形成百姓日用之学。
所谓百姓日用这是古人对衣食住行物质生活器物的用语，自古以来就受到各种学派和经典著作的重视，从《尚书》的“无有远迩，毕献方物，惟服食器用，王乃昭德之致于异姓之邦。”(15)《诗经》的“民之质矣，日用饮食。群黎百姓， 遍为尔德。”(16)、《易经》的“备物致用，立成器以为天下利。 ”等等经典著作莫不表示对服食器用的关注。有关“服”、“食 ”、“器用”的用词，出现在《论语》中有111 次，《孟子》218 次，两者相加共有329 次。与此相比，在这两部书中“礼”字出现138 次、“德”字75次(17) 。 服食器用以如此高的频率出现在儒家的经典著作中，甚至高于儒家一贯崇奉的“礼”和“德”，不能不是高度重视生活的反映。
生活的主体是人，服食器用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前堤，也是生活的主要内容。但是，生活与观念是人类分别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不同领域的行为和反映，在认知方面有感官和思维，感性和理性认识的差异，所以这两者各有相应的范畴，从而有一定的间距，并不等同。但在百姓日用之学中，生活与观念之间相互渗透，甚至混为一体。所谓“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这句出自《易经》的名言，在该书的注疏中释为: “道是无体之名，形是有质之称。凡有从无而生，形由道而立，是先道而后形，是道在形之上，形在道之下。故自形外已上者谓之道也，自形内而下者谓之器也。形虽处道器两畔之际，形在器，不在道也。既有形质，可为器用，故云‘而下者谓之器’也。”(18) 王夫之说得更明白:“无其器则无其道”(19)，可见道能生器，无道不成器，故道在形之上，器为形之下，这上下之别，是因为道为器物之本源，但是无器也就没有道的存身之处，所以这道和器虽有形上和形下之分，两者却密不可分，道是器的内涵，器是道的外在形式，器有粗细之别，道也有深浅之分，两者相依共存。不仅如此，这器还与性通用，因此有器性、器质之谓，即便“器物”这一名称，起初也是指高贵的尊彝之类，后来才成为各种用具的统称。(20)所以这器物并非简单地用品而寓有深刻的道理，然而这器中之道的哲理并非一般愚夫愚妇所能感知，这就是《论语》所说:“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对此，《论语注疏.序》作了权威性的解释:“ 由，用也。可使用而不可使知者，百姓能日用而不能知。”《周易注疏》说:“‘百姓日用而不知者’，说万方百姓，恒日日赖用此道而得生，而不知道之功力也。”“至於百姓，但日用通生之道，又不知通生由道而来，故云‘百姓日用而不知’也。”(21)这些话的要领是在于，百姓日用器物而不知其器物之所以然，只有君子才懂得其中的道理，让平民百姓认识日用器物蕴含之道，是君子教化百姓的使命。历来儒家所提倡的“以礼化俗”、“导德齐礼”等都不外乎阐明这一真谛。
纵观一部思想史，从先秦儒学、汉代经学、魏晋玄学到宋明理学，历代的鸿儒硕学无不从日常生活中阐扬此中的哲理，并从具体的器物层面，上升到抽象的理念，从而创造出中国思想史的一系列概念，如道和器、理和欲、义和利、形上形下等等。其实质就是将伦理观念寓入日用器物之中，将有形可见的器物内化为理性的东西，使之秩序化、信仰化，在这内化的过程中，器物已超越它的使用价值，成为人们沟通道体的媒介。因此形上有外在的形下表现，形下有内在的形上寓义，道器有分，而又无分，促使人们达到道器合一，即道即器的境界，这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实践的形上学。在这实践的形上学中，概念的形成不是依靠思辨演绎，而是基于人人可以感受的生活经验，这是中国思想史一系列概念的特征，也是礼和俗进行整合的哲学基础，所以礼俗文化是与西方思想史相区别的中华民族思维方式的成果。
这种思维习惯强调感悟的认知方式，宋明理学认为道器的上下之别，可以用“格物”的方法来贯通，以达到下学上达的功效，朱子认为:“ 盖衣食作息只是物，物之理乃道也。将物便唤做道，则不可。且如这椅子有四只脚，可以坐，此椅之理也。若除去一只脚 ，坐不得，便失其椅之理矣。‘形而上为道，形而下为器。 ’说这形而下之器之中，便有那形而上之道。若便将形而下之器作形而上之道，则不可。且如这个扇子，此物也，便有个扇底道理。扇子是如此做，合当如此用，此便是形而上之理。天地中间，上是天，下是地，中间有许多日月星辰，山川草木，人物禽兽，此皆形而下之器也。然这形而下之器之中，便各自有个道理，此便是形而上之道。所谓格物，便是要就这形而下之器，穷得那形而上之道理而已，如何便将形而下之器作形而上之道理得! 饥而食，渴而饮，‘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其所以饮食作息者，皆道之所在也。” (22) 这一番话深入浅出地阐明了格物致知乃是领悟的过程。
日用器物本是人类劳动的生产品，按照人们的意愿，用自然界的原料加工做成适合人们使用的器物，以改善和提高人们的生活，这是社会的文明和生产者聪明才智的表现，就这些成品本身乃是无知无识的客观存在，但在理学家的心目中则赋以道的含义，道是什么，是伦理化的观念，把伦理观念融入生活日用之中，使日用器物伦理化。所谓“理在事中，事不在理外，一物之中，皆具一理。就那物中见得个理，便是上达。”(23) “格物” 即是从普通器物中体认天理人情的无所不在，能体会者即能做到下学上达，这是为学的境界，这就是要有从小处着眼的工夫，一事一物都要仔细琢磨出其中的义理，“日用之间，只在这许多道理里面转，吃饭也在上面，上床也在上面，下床也在上面，脱衣服也在上面，更无些子空阙处。”(24) 能不能有这修养就在于能不能正心诚意，屏除私欲，关于这点朱子在回答问题时作了透彻的说明，记载说:“ 问‘五典之彝，四端之性，推寻根源，既知为我所固有，日用之间，大伦大端，自是不爽，少有差失，只是为私欲所挠，其要在窒欲。’曰:‘有一分私欲，便是有一分见不尽;见有未尽，便胜他私欲不过。若见得脱然透彻，私欲自不能留。大要须是知至，才知至，便到意诚、心正一向去。”(25) 因此强调“圣人千言万语，只是要人收拾得个本心，不要失了。日用间著力屏去私欲，扶持此本心出来。”(26)此种看法在宋明理学中是非常有代表性的， 如果说日用之学在先秦主要是阐明百姓日用中的无知，愚夫愚妇们需要君子去做教化工作，以加强君子的使命感。到宋明理学则明确表白崇天理，灭人欲的宗旨，从吃饭穿衣等日常琐事中调节和克制人有可能产生的各种欲望。服食器用在这些思想家的眼中，不仅是供人温饱，也是实践礼的手段。礼和俗凭借百姓日用之学，相互依存、整合，而致礼俗一体。以意识形态统率生活，教化人们信守伦理规范，这就不仅从法制上也从道义上泯灭不断萌发的生活欲望，这是防范物欲横流，实践礼治的最佳状态。所以在百姓日用之学盛行之处，生活方式的意识形态化成为普遍倾向。
享受生活与人类的生存、发展一样是人类本能的欲望，这可以成为推动社会前进的动力，也可以滋生罪恶，危害他人和社会，它需要法制和道德的约束，而不是一概禁绝，所以禁欲主义是封建专制主义的意识形态。传统文化模式对个性压抑强度最大的是表现在，意识形态的管制扩大到私人生活的领域，这到程朱的日用之学已发展到极至，所谓“日用之间，莫非天理。”“日用之间，以敬为主。”“敦礼以崇化，日用以成俗。”无不从器用消费、生活行为等方方面面教化民众遵循等级之别。日用器物的制作本是满足人们的发展和享受的欲望，在中国却意识形态化，给以压抑人性的导向。所以崇天理，灭人欲，不仅是哲理的、教育的、法制的观念，又扩展到百姓的生活日用，成为笼罩在民众头上的天罗地网。
这种文化模式，最能适应以小农业生产为基础的自然经济形态，使极端分散的小农户从居家生活就笼罩在同一的伦理政治氛围中，无处没有等差，无处不受到教化。目不识丁的“愚夫愚妇”正是从日常生活中接受伦理思想的影响，世世代代相沿为习，积淀到民族文化心理的最深层，成为群体无意识的自发倾向，任其王朝更迭，风云变幻，生活模式一如既往，这对稳定社会心理，凝聚广土众民的国家起了重要的作用。然而正是这种在各种波澜曲折中得到稳定传承的机制，又导致民族心理承载礼教的重负，使个性压抑达到最大强度。所以生活方式、伦理道德和等级序列三位一体的文化模式，造就了中国的礼俗文化，使得衣食住行，百姓日用高度意识形态化，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结构性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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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术中华 2006-07-07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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