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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礼俗社会的文化模式
礼俗本于生活，但这礼和俗并不是一回事，礼是典章制度，俗为风俗习惯，清代的孙诒让就指出:“ 礼俗当分两事，礼谓吉凶之礼，....俗谓土地之习。”(4)，但在儒家思想的主导下对礼和俗进行了整合是为礼俗。柳诒徵在《中国礼俗史发凡》一文中认为，以礼俗治国“博言之，即以天然之秩序(即天理)为立国之根本也。”在世界上并不乏有遵循天然秩序生活的民族，但在中国“礼俗之界，至难划分。”这是中华文化历史悠久，覆盖面最广，传承力最顽强的重要原因，所以中华民族“以史迹较之，成绩特殊，由果推因，其亦有循共同之轨而自致其优越之端欤。”中华文化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文化传统的文明体系，世世代代传沿不绝，这是举世公认的特征。五十多年前史学界和社会学界提出礼俗问题，正是源于探究中华文化这一特性的思考。
面对中华文化如此坚韧的历史，人们不禁要思索，同在地球上生息的人类，为什么只有地处北温带的中华民族才有如此高强度的凝聚性和传承力? 西靠大山，东临大海，依山背水与世隔断生态环境曾经为众多的学者研究中国文化这独特的性能，提供了地理环境作用的依据;黄河、长江、运河等横贯中国大陆的江河沽海之利，造就了稳定而静态的农业文明，也给人们探索中国文化的这一奥秘以丰富的联想。不论是历史的考察或社会调查，种种实证和推理都不失为论证中华文化从未中断的佐证，然而这些佐证并不能使我们满足，在世界上具有相似的地理环境和农业文明的族群，为什么却未能构成像中国这样强劲的文化形态? 这就不能不促使我们从社会文化的领域来考察中国传统文化模式，以进一步探索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
文化模式，是指一种文化形态所涵有的文化要素及其构成方式，这是集众多个体思想行为而整合的群体性的特征，又是一个族群认同的稳定性的范式。它沉潜在
纷纭错综的文化事象中，并不是随时可以感知，人人可以发现的，它需要经过伪存真，去粗存精，由此及彼的抽象和提炼，方能感悟的真知。
中国传统文化模式，通常是指封建文化模式，这是封建时代人们在器用、认知、情感、道德和法权方面的综合表现。笔者在《礼的省思----- 中国传统文化模式探析》(5) 一文中曾经阐明，这种文化模式在中国表现为以礼为中心的一系列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它以血缘为纽带，以等级分配为核心，以论理道德为本位，渗透政治、经济、文艺、教育、人际交往、道德风尚、生活方式的各个领域，从权力财产的分配到日用器物的消费，几乎无所不在，因此就其涵有的文化因素来说，林林总总，不一而足，就其构成来说，它具有生活方式、伦理道德、等级序列一体化的内容。正是这三位一体的文化结构，使它成为统治社会至深至广的力量，这是中国文化生命力尤为顽强的独特机制。
文化模式的提出，是要回答一个族群的文化构成和风格，以便与其他文化系统相区别。就人类社会来说，既有统治与被统治，上层与下层的区分，在文化上那就有上层文化与下层文化、精英文化与民间文化的分野。作为文化的传统，它不仅传自上层的文案，也包括下层的风俗民情，涵有各阶层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整体性特征，这在各国都不例外，只是由于地位、方式与影响的不同，才有大小、主从、文本与非文本之别。
众所周知，中国传统文化是以伦理为本位，人们从意识形态领域作出这样的论断，几乎已成为学术界的通识。在意识形态领域起主导作用的是统治阶级的思想，这在社会上占据统治地位的思想，其缔造者和传承者都是对历史发展起过重要作用的文化巨匠，后世的研究者往往致力于这些文化精英的研究，以揭示伦理道德为本位的文化特质。这种思路是从思想史或个案着手，直入堂奥，有便于把握传统中的主导部分即所谓大传统的研究。然而此种研究的不足是在于，对于散在社会生活衣食住行各个领域，乃至各地区的风俗习惯即所谓小传统的研究却少有涉猎。大传统是由思想家提炼的思想体系或制度化的意识形态，它高于生活又指导生活成为传统文化的中的主流，具有系统性、导向性和稳定性，依靠权力的干预和灌输，制约和规范小传统的发展;小传统却由于植根民众的生活，贴近社会的实际，富有多样性、易变性和自发性而与大传统有一定距离，从而又有相对的独立性。所以就一般的族群来说，大小传统之间相互依存，对流是经常的，但它们的差异也是明显的，但在中国由于生活方式、伦理道德和等级序列一体化的结构，在价值观念上大小传统差异甚微，这是中华文化的特色。
大传统和小传统本是人类学家雷德斐在《农民社会与文化》一书中提出的概念，它的本意是指少数有思考能力的上层人士创造的文化系统为大传统，而下层农民在生活中自发形成的社会风习是小传统，这与上层文化与下层文化，精英文化与民间文化有相似的涵义。本文借用这个概念来诠释中国文化，是想说明中国文化不仅有同世界文化相认同的一面，而且有其独特的形态和性能，从而在人类文化的视野下，进一步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色，增强文化自觉意识。
大传统在古代中国表现为礼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这是古人用以定亲疏，别尊卑，辨是非的准则，是起源最早而又展最完备的社会制度和规范。历代王朝都以“会典”、“律例”、“典章”，或“车服志”、“舆服志”等各式法制条文和律令，管理和统制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这是权力统制财产的体制，没有地位和权力的，有钱也不能随意购买不该享用的消费品。权力通过器物消费的等级分配，物化为各个阶层消费生活的差异，所以礼制不仅以三纲五常为道德信念，还以日用消费品的等级分配作为物质内容，规范各阶层的行为和需求。礼治可谓修身、齐家、治国之本，所以朱喜(*) 在注解《论语.为政》中说:“ 礼，谓制度品节也。 ”这是主体性的意识形态，具有制度性、理论性;小传统在古代可表白为“俗”，俗在《说文解字》中训为:“习也。”郑玄在《周礼注》中解释说:“土地所生习也。”具有习惯性、自发性。俗先于礼，礼本于俗，这才有“礼从俗”，“礼失求诸野”之说，俗一旦形成为礼，升华为典章制度，就具有规范化的功能，从而要求对俗进行教化和整合。最早的史书《尚书》就有天子“观民风俗”的记载。秦始皇统一中原伊始，就施行以礼节俗，即所谓行同伦的方针，多次出巡，在会稽山刻石祭大禹，宣告用严刑峻法禁止男女淫佚，把中原伦理推广到全国。历代统治者宣扬: “道之以德，齐之以礼。”(6)“ 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成俗，非礼不备。”(7) “导德以礼”(8)等等成为治世的通则。每当王朝更迭之际，都注意整饬风俗， 修定礼制，有的还专设观风整俗吏，入乡问俗，对风俗民情进行引导。《史记》载: “采风俗，定制作。”《汉书》说:“观风俗，知得失。”《晋书》说:“移风俗于王化，崇孝敬于人伦。”《新唐书》说:“为政必先究风俗”，《旧唐书》说:“弘长名教，敦励风俗。”《宋书》说“道化行，风俗清。”所谓礼俗，即是以礼化俗，使社会风习遵循礼治的轨道，这是治理社会的方略，也是采自风俗而对民间生活的调适。从这意义上说，俗是礼之源，礼是俗之纲;俗是礼之表，礼是俗之质。礼和俗相互渗化力量之强劲，几乎使礼与俗难分难解，因此中国传统文化也可称为礼俗文化。
礼俗文化的特点就在于，礼和俗相互依存、胶着，双向地增强了上层文化与下层文化或精英文化与民间文化的渗透。在大一统的封建社会中，礼治凭藉统治地位的优势，以制度的、教化的威力切入生活习俗，以礼化俗，使得礼与俗亦即大小传统的价值差异缩小到最小限度，这就极大地增强了各民族、各地区，不同风习的人群对礼的伦理价值的认同，这是中国文化整体性的特征。精英文化通过以礼化俗的过程把观念形态推向下层民众，从而使世俗生活理性化，在士大夫中形成世俗理性的情结。
世俗理性极大地促进了伦理观念和文化意识渗进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创造了富有中国特色的百姓日用之学，扩大并强化了中华文化的凝聚力和覆盖面，由此也培育了生活方式意识形态化的普遍心态，沉潜在民族文化心理的深层，在风云变幻中不时浮出水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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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术中华 2006-07-07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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