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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鹏:祭司、君王与知识分子
  作者:杨鹏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09-09-05 | 点击数:15610
 

  中国:祭司被边缘化的历史拐点

  弗雷泽的《金枝》没有研究中国,但他揭示出来的“祭司君王一体化”的情况,在远古中国一样存在,但后来,中国先后经历了两次祭司被边缘化的历史拐点,一次是在夏朝,一次是在周朝,这两次历史的拐点影响深远。祭司的被边缘化,是中国文化与其它文化在发展取向上的重大差异之一。

  我到过辽宁的牛河梁遗址,这是红山文化的一部分,遗址的时代在公元前5000年前后。那儿发现了女神庙、女神泥像和大量的玉器。玉器中有玉猪龙,还有很大的龙、凤玉雕,这是中国龙凤文明的早期表现。牛河梁遗址中发现了一位祭司的墓,在一个高台上,高台下面是其他贵族的墓。祭司骨骸上放有许多极其精美的玉制品,绝对的地位高贵与众不同。这是祭司主导的社会,是祭司君王一体化的时代。

  三星堆遗址的时间跨度很长,大约从公元前5000年~3000年,三星堆是很典型的祭司主导的社会。大家看这些三星堆的照片。这个铜人的脸上有一个金面具。金面具是什么意思呢?李岚写有一本书叫《信仰的再造》,写的是贵州的傩文化。傩法师戴上面具,嘴里念道:“戴上面具我是神哪,摘下面具我是人哪。说我是神哪我是人哪,说我是人哪我是神哪。该我是神我就是神哪,该我是人我就是人哪。”祭司是凡人,但当祭司把面具往脸上一戴的时候,他的神态大变,他的言行就变成了神的言行。祭司这种心理变化,会被信仰他的人所感知,心灵相通,大家就跟着祭司进入了神秘感悟之中。可以想见,昏暗的火光下,祭司戴着金面具庄严地出场,宣称自己是代表神在讲话,大家都跪下,你很难不充满敬畏。

  中国的商朝是一个宗教社会,商朝留下的甲骨文,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关于祭神和问卜的记录。我注意分析了甲骨文中的主祭者,君王已开始成为主祭者了,但也还有祭司(贞人、卜人)在担任主祭者,显然祭司在商朝的地位很高。大家如果有时间,建议大家去河南北部的安阳殷墟,精美巨大的青铜器令人震撼,那种审美的力度之强,后无来者。之所以有这么强大的艺术力量,因为这是宗教作品,里面蕴含着对神的恐惧与敬畏的情感力度。

  大家都知道远古时期黄帝和蚩尤的那场有名的战争,河北涿鹿有一个这几年前才盖好的中华三祖庙,大堂上高坐着黄帝、炎帝和蚩尤,黄帝坐在中间,炎帝和蚩尤在两边,当地有许多蚩尤的传说,如蚩尤死而复活等。蚩尤在中国历史上的形象被描写得很丑陋,被定义为恶神。但有不少史料记载蚩尤就是古代的大祭司,是宗教领袖。《管子·五行》里面说:“昔者黄帝得蚩尤而明于天道……蚩尤明天道,故使为当时。”所谓“当时”,就是负责时令,负责历法和颁布时令。蚩尤不是被杀死了吗?这里的蚩尤指的是蚩尤氏族,这是一个祭司世家。黄帝是北方来的游牧民族,炎帝部落已进入农耕,黄帝战胜了炎帝部落,蚩尤氏族是炎帝部落的祭司氏族(明天道),所以黄帝仍然用蚩尤氏族的人来担任祭司,负责敬授时令。明天道,就是了解节令气候,负责立法和预告时令。在三星堆有一棵四米高的大铜树,九个枝条上各站着一只鸟。当地的专家说这是通天树,看来专家不太了解祭司的历史。我一看就明白了,这其实就是历法树。祭司观察太阳影子的变化,造了这棵神奇的大树,上面的枝条和鸟儿会随着日影变化在地下投下影子。而且,站在树后固定的角度看太阳,不同季节的太阳会运行在枝条和鸟儿的不同位置。祭司可以根据这个历法时令树来判断气候和节令的变化。我跟一些考古专家提到这个观点,并建议他们仿一个,用以观察太阳光影变化。祭司的工作是一个十分专业的科学工作,所以黄帝虽然战胜了蚩尤,却不得不继续使用蚩尤氏族的祭司来负责说明“天道”。其实在中国历史上,政教之争有好几次,蚩尤和黄帝之战算是其中的一次。由于夏启以后开始了世袭制,中国人逐渐习惯以君王为中心来构建社会,所以天子门生们儒生们对远古时期的祭司阶层及其代表人物进行了几千年的诋毁。

  祭司在中国被边缘化,有两个重要的历史拐点,一个拐点是在公元前夏启世袭制家天下开始,一个拐点是周朝。大家从传说中知道,在君王世袭制出现之前是选贤让能的禅让制。尧将王位传给了舜,舜前王位传给了禹,但到大禹就麻烦了。约在公元前2070年,大禹的儿子启继承了大禹的王位,从此开始了禅让制向世袭制的转变过程。从《尚书》中可看出,在禅让制情况下,一个新王的产生,许多人要参与讨论,祭司扮演很重要的角色。但是,世袭制以来,祭司选择新王的这一职能被剥夺了,可以想见会有多大的冲突。尧、舜、禹时代是政教开始发生严重冲突的时代,那是一个世俗君王的势力开始抬头的时代。祝融就是祭司,“祝”就是祭司的名称,祝融是三苗祭司氏族的代表。祝融杀了大禹的父亲鲧,这是后来大禹不断开启与三苗战争的重要原因。夏启当政后战争不断,包括与三苗后裔羲和祭司氏族的战争。祝融三苗氏族战败后退住南方,逐渐在汉水、长江及淮河游域建立起了一个祭司文化氛围浓厚的楚国。尧舜禹启时代与三苗氏族、与羲和氏族的冲突,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世俗君王与祭司力量的冲突。在这个冲突过程中,祭司氏族逐渐南移,退往湖北、湖南、江西的汉水、长江流域,包括退入四川。也许三星堆遗址就是退入四川的祭司氏族留下的,它与江渐的河姆渡文化及湖北、湖南、江西的楚文化有太多的相同点。这是中国祭司被边缘化的第一次历史拐点。

  祭司集团在中国的第二次边缘化,发生在周朝,周朝基本上确立了中国今后几千年历史上君王与祭司的关系。夏启建立王朝,夏人的统治并不顺利,受到过去的陶唐氏族(尧)、东夷有虞氏族(舜)、羲和氏族(祝融)等所有不喜欢世袭制的人们的反对。夏启死后,夏启的儿子继承王位,被东夷族的后羿赶走。屈原《离骚》中写道:“帝降夷羿,革孽夏民。”上帝降下东夷的羿,杀戮伤害夏人。商汤灭夏,建立商朝。夏以前的历史传统得到一定程度恢复,但世袭制的总趋势仍然在发展。正如刘邦等人灭秦,并没有终结秦的制度一样,从夏开始的新的世袭制逐渐成熟。祭司在商朝的地位很高,从这个意义上说,祭司氏族在尧、舜、禹时代受到打压后,在商朝重新回到社会高位,但这个社会地位,也达不到尧、舜、禹之前的高位了。世俗君王的势能上升趋势已基本确定。公元前1066年,周武王打败商人建立周朝。周朝造了商朝的反而起家,商朝失败的教训对周朝来说是必须吸取的,或者说前朝的教训总是有力地塑造后来的朝代。这个教训是什么呢?我个人认为重要的一点,就是过度宗教化,而且这个宗教太血腥。我参观殷墟时注意到两个重要的情况:一个情况是大量的人殉,有许多殉人坑。杀人祭神,这种传统世界各国都有,即便在《圣经》中也留有残迹,上帝不就要亚伯拉罕把自己唯一的儿子献祭吗?殷墟的人殉规模很大,非常残暴。第二个情况是,周人对商人的宗教器物进行了系统的毁坏。商人以宗教为名的残暴最后搞得天怨人怒,周朝吸取教训,在统治权力上淡化了宗教色彩,虽然也强调敬天保民,但敬天被虚化了,保民被认真实施了,十分重视人事本身。周公把过去以祭神为核心的宗教仪式,转化成了以敬王和贵族为核心的礼制。周公制礼,就是把以神为中心的宗教仪式转化成了以王为中心的朝廷仪式和以族长、家长为中心的社会礼教仪式。也就是说,把礼制中神的内容抽空了,把王、族长、男家长填了进去,以世俗男权为中心重新构建社会等级系统。儒家的理论和礼教渊源就在周公制礼。

  中国有一部最早的史书,叫《尚书》,里面记载的是尧、舜、禹、夏、商、周的君王们的言行。专家们认为《尚书》里的素材来源很早,但编辑整理完成大体是在周朝,所以其理念是以周朝理念为基础的。《尚书》很古老的,里面很多内容,除了专家,普遍百姓已很难以理解,例如,我们来看看,《尚书》开篇这样写道: “(尧)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这句话是说,尧就命令羲和,礼敬上天,将日月星辰运行规律做成历法,给人民颁布节令气候预报。这句话极端重要,它说明了祭司与君王的关系。为什么,因为羲与和是祭司世家,祭司的核心任务之一,就是礼敬天帝,观测天象,了解日月星辰的运行规律,确立历法和预测气候变化。尧命令羲和去从事宗教事务,就是君王命令祭司并控制了祭司领地。在教政分离的美国,你不能说总统命令大主教去做什么。在阿拉伯教政统一的国家,你更不能说总统命令大阿訇去干什么。中国《尚书》以君王命令祭司的描写开始,是强调君王是主人,祭司阶层是君王的手下。所以直在今天,政治领导人和官吏在心态上是可以指挥知识分子的。毛泽东蔑视知识分子,他说“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君王是皮,祭司是毛,政治领袖是皮,知识分子是毛。毛泽东这种心态,可直接上溯到《尚书》。作协开会,来一个政府官员讲话,政府官员勉励作家们,要深入生活,写出这个时代的精神。作家们拿着小本本在记。这场景不是很可笑吗!这个政府官员也许从来没有写过任何文学作品,但他还有心教作家们怎么写,为什么,因为政府领导觉得他们比作家高,几千年来都如此。祭司被边缘化了,没有了独立的宗教力量,精神人物都要找朝廷和政府领饭票,精神上就矮了一截。法国作家萨特拒绝了诺贝尔奖,宣称拒绝一切来自官方的荣誉,这样的行为产生在一个教政分离的文化传统中是不奇怪的,但在中国就比较罕见。今天中国的知识分子,是以取得官方的最高荣誉为荣,有的还把被某领导接见的合影照片打印在名片上。中国的很多事,源于久远的历史传统,只是大家日用而不自知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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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中国网 2009-0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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