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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司的归祭司，君王的归君王
我现在把今天讲座的要点再归纳一下，祭司与君王之间，有三种关系，一种关系是以祭司为主的教政一体化，过去被称为神权政治，以阿拉伯世界和我国解放前的西藏地区为代表。一种是以君王为主的政教一体化，被称为君权政治，以中国为代表。一种是祭司与君王平等分离，各司其职，相互约束制衡，被称为政教分离的政治，或者说宗教与政治共和的政治，以美国、欧洲社会为代表。这三种模式的优劣何在？神权政治、君主政治与共和政治。由于视角不同，这种比较可能会得出不同的结论。
我个人认为，神权政治不好，这完全是祭司控制的社会，由祭司的意愿来构建社会关系，这里面的特权人物是祭司，承担人与神中介的祭司是统治者，是代神说话的人。神权政治，祭司控制的世界，是一个对人的灵魂和欲望进行严密控制的世界，是通过影响灵魂来影响世界的政治。祭司精神的魅力，在于超越性，它是按照那个超验世界的规则来对现实世界进行审判和治理的，对人的欲望进行过于严酷的控制。例如毛泽东“为了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说真的，这不是常人社会的常人态度。我们可以从一个新的角度来理解中国的近现代史。我大胆地说一句结论，中国近现代史，就是祭司造反史。可能大家会不理解，我要来解释一下。洪秀全太平天国造反，算不算祭司造反呢？我认为算，太平天国的精神依托是宗教，是要建立一个上帝的太平天国。洪秀全有一个特别的看法，他在《太平诏书》认为，《圣经》中的上帝，就是中国古籍中的上帝，他认为中国先秦是崇拜上帝的，但后来君王窃取了上帝在人间的权力，所以历朝历代君王乃魔鬼化身，太平天国就是恢复中华上帝之道。我们不能说洪秀全的宗教冲动完全是假的，看洪留下的文字，我认为他的宗教思考是真诚的。有人研究中国商朝的上帝与以色列的上帝的异同点，发现相同点很多，郭沫若在《先秦天道观之进展》也说：“殷人的至上神……与以色列民族的神是完全一致的。”完全一致谈不上，但大部分性质是相同的。洪秀全之后就是孙中山，孙中山最早进入革命，很大程度上也是宗教性的。1883年夏，孙中山的第一次革命行动，就是进入家乡的白帝庙，打断了白帝塑像的一只手，并毁掉偶像三具，这是基督徒对偶像崇拜的打击。1925年3月11日，孙中山临终前，于病榻上口授了遗嘱，说：“我是一个基督徒，受上帝之命，来与罪恶之魔宣战！我死了，也要人知道，我是一个基督徒。-----我本是基督徒，与魔鬼斗争四十余年，尔等亦当如是奋斗，更当信靠上帝。”孙中山还说：“要用基督教作为一个基础，建筑一个新的文化。”虽然孙中山是一位共和主义者，他也许不会建立一个神权政治，但如果孙中山真的在政治上成功了，他会不会着力在中国推基督教呢？难说。孙中山以后，就到毛泽东了。
以祭司为中心的神权政治不好，那么以君主为中心的君主政治呢？我个人也不喜欢。原因是这个社会是按照君主的需要来进行管制的，君主是统治者，官僚是君主的仆从，帮助君主统治世界。君主统治下，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人类的超越性的精神探索难以开展，因为君主按自己的需要在规制着人的思想。君主要稳定自己的统治，他最希望的就是把臣民变成哈巴狗，成天跟着主子转，忠实忠诚、有点甜头就很高兴。所以，在君主制下，作为人，你最好像狗一样，你愈是庸俗功利，就越能得到君主喜欢。独立、自主、自由、自主的气质被压制。君主制下的统治文化，儒家文化，就是训练你对君主之忠。儒家认为，家中对父亲之孝，用到社会上，就是对君主之忠，所以两千年来皆以忠孝治国。中国秦以后是以君主政治为本的，在官僚的控制之下，中国人的文化精神因此不再有根本的突破和超越。唐诗宋词好吗？比起屈原的诗歌差远了。“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全都是小感觉小文字。没有了对终极问题的追问，没有了宏大的史诗精神，没有了对政治权力的根本性的超越和审判。至今为止，中国精神没有突破先秦的诸子百家。秦以来的精神世界，总的说来是一个中华精神逐渐庸俗功利化的过程。这过程中不是没有少量伟大的精神表现，如唐僧西行，但总的来说是天人之际的探索终止了，人们关注是谋略算计与利害得失，很少再有善恶是非的追问，很少再有对终极问题的思考。
《易经》上说，“圣人以神道设教”，一个民族如果不在“神”与“道”上站立起来，一个民族的精神领袖们如果不将自己的精神基础建立在“神”与“道”基础上，而只是可怜地围着君王的感觉在打转转，那么这个民族的精神将是卑琐的甚至可能是卑鄙的。当下不少知识分子将政府官员对他的文章的批示向别人展示，以此颇感荣耀，足见其其精神之猥琐。一个精神猥琐的民族，很难成长为人类的明灯。
我个人认为，耶稣说的那句话是很重要的，那就是“让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我将其改为，“祭司的归祭司，君王的归君王”。我个人是认同共和政治的，所谓共和就是多元共和，共和世界是一个平行的网络世界，而不是一个金字塔式的等级世界。具体到现实中来，我认为有几个领域应当是属于祭司的，第一个领域是宗教，宗教应当有真正的自由空间。没有宗教的自由，就不可能有其他领域的精神独立与自由。但同时要政教分离，不能出现神权政治。今天的宗教人士都在争取宗教的自主，这是祭司们不想世俗权力来干预宗教事务；第二个领域是教育，教师应当有独立自主的权力，教育权归教育家。教育绝不能由君王官僚来负责。君王官僚为了维持权力，习惯性的心理倾向是希望被自己管的人比自己差，而老师的希望是被自己管的学生要比自己强，心理习惯是相反的。今天说的教授治校，可以理解为祭司们要有自己独立的权力；第三个领域是司法，法官应当只对法律和内心的公正律令负责而不是对“君王”负责，法官要自己独立尊严的“法律祭司”传统。从源头上看，法律源于宗教和祭司，裁决纠纷本来就是祭司的事。西方法哲学史说明，法律的源头有两个，一是神法，二是自然法。相当于法律源于“神与道”，所以法官只能对“神与道”负责。第四个领域是新闻，新闻记者只应当对客观公正负责，这就相当于对超越个人利害的“神与道”负责。政治家，“君王”负责什么呢？负责外交、军队、警察和社会救济。这就是祭司的归祭司，君王的归君王。(来源：东南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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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网 2009-0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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