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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志的表述危机
这篇在一般人看来似乎有点冗长、沉闷的民族志, 究竟在何种意义上体现其独特价值? 格尔兹将文化模式的分析从一般说来类似于解剖生物体、诊断症状、译解符码或者排列系统转换——当代人类学中占优势地位的类比方法——转换成为一种一般来说类似于洞识于一个文学文本的方法。在这种分析方法中, 作为文本的文化模式是由社会材料建构而成的想象的产物, 人们在斗鸡游戏中表现出来的激动、绝望和欢欣, 使社会得以建构, 个体得以汇聚, 也形成和发现了个人的气质以及社会的特征。随着1967 年马凌诺斯基的田野工作日志的披露, 以及弗雷曼对于萨摩亚人研究所得出的与米德完全相反的结论, 不啻是对那些标榜人类学是客观公正的文化描述之观点的强烈讽刺。在格尔兹的巴厘人的系列研究中, 他不再纯粹以外来者的“客观”、“公正”、冷静的态度对待土著文化,在他的民族志描述中, 代之以一种人类学家与土著居民情感、生活方式的强烈互动, 甚至是深入地融入到土著的社会生活之中。人类学家不再像一个手持手术刀的外科医生, 将文化看作是置于手术台上的被局部麻醉的一副肉身, 而是一个充分理解土著社会以及土著居民的道德理想、审美观念与情绪心理的人类学家。在他的笔下, 民族志不再标榜以科学、理性作为写作的唯一指导, 而更多地深入到土著居民的内心世界。这样一种民族志的写作方式, 已经符号化的文化体系, 显然不同于列维- 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意义上的符号体系( 具有普遍性质的世界观) , 而关注于特定文化所独有的、属于意识形态范畴的社会情感和社会心理。
从更为深广的背景来看, 格尔兹的写作是在20 世纪60 年代的学术背景下质疑人类学的普遍传统。人类学家曾经深信不疑的、超然的、客观描写的民族志大厦, 在格尔兹才华横溢、汪洋恣肆、充满着个人主观情感的分析中轰然坍塌。格尔兹并不是反对客观、科学、公正的探索精神, 他所反对的是人类学长期以来对于科学方法的奴性十足的模仿——这是一种唯科学主义的偏见。以格尔兹为代表的人类学家将人类学的注意力, 从强调行为和社会结构的“社会自然科学”转移到强调意义的符号象征、语言。也就是说, 解释人类学将文化看作是意义系统来进行研究, 并强调民族志是一种人为的认识过程, 文化以及社会活动的意义是可以被观察者“阅读”的。(注1)正是从格尔兹开始, 人类学从一种工匠式的科学研究( 虽然不乏拥有智慧与批评之作) 成为一种充满着智慧、才情与批评力量的人文学科。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 格尔兹的阐释人类学在某种程度上与文学等其他人文学科之间形成对话。阐释人类学对于文化符号及其展示过程的深刻细腻的观察描绘, 对于文化符号的社会背景的揭示, 对于文化符号与人之间深刻互动表现出来的心理紧张与情绪冲突等等, 都与以人为描写对象的文学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在格尔兹之前, 民族志强调研究者必须采用一种围绕实地调查而建立起来的方法论( 从而满足以科学精神从事经验研究的要求) , 并且还必须在某一特定的地区以参与者的身份进行观察( 从而满足对所观察的文化具备深层知识的要求。这是一种为理解所需的知识, 当然, 由于科学家置身于一种完全陌生的文化之中, 要获得这种知识是非常困难的。) 。(注2)其实, 民族志一直将自己的事业看作是翻译。任何人类学家的民族志都不可能是纯粹客观的文化书写, 对任何一种文化的书写, 人类学家都存在着一种文化翻译的问题,他运用的语言、观念体系与他书写的社会文化体系不相隶属, 而是用本文化的语言去翻译“他者”的文化。人类学家Godfrey Lienhardt指出: 当我们同野蛮人住在一起, 说他们的语言, 学着按他们的方式来向我们自己表述再现他们的经验时, 我们是尽我们所能地接近了像他们那样思维同时又不失掉我们自己。最终, 我们试图用我们从小就学习使用的逻辑概念来系统地表述他们的观念……向别人描述一个遥远部落的成员如何思维, 这个问题…… 开始显出大半是个翻译的问题了, 是个如何把原始在它所真正存活的语言里所具有的连贯性尽可能清楚地在我们的语言里表现出来的问题。(注3)
人类学家与土著人共同生活一段时间,全面了解该土著的口头语言以及他们的生活方式, 表面看来, 人类学家尝试运用土著人的观念或者表达方式向现代社会的人们再现土著人的经验的时候, 其实是在探索西方人自己的思想和语言是否具有足够强大的力量和智慧, 用来表述非西方社会的文化。人类学家的任务是要在他自己思维方式之中找到可以与他在土著社会所见所闻所感知的事实相匹配、相符合的范畴, 去建构非西方世界, 再现非西方世界, 并作为非西方世界代言人。英国功能学派人类学家马凌诺斯基的《西太平洋的航海者》一书, 虽然只是描述新几内亚土著人的贸易关系, 但作者把该社区中社会的、文化的和心理的所有方面作为一个整体来处理, 尽管本书的主题是经济, 却涉及到了社会机制、巫术力量以及神话传说等等诸多方面,将新几内亚的库拉圈的研究置于科学的、整体的视野之中。(注4)
针对马凌诺斯基的民族志写作模式, 萨林斯曾经批评道, 尽管马凌诺斯基公开主张“引出土著人的观点”这一目的, 尽管他的功能主义努力支持土著自己关于文化事像的解释, 但他依然允许翻译工作模糊或掩盖土著文化体系的独特的文化逻辑。他向读者表明,表面上没有意义的风俗习惯, 从欧洲人方面来看是可以理解的、并符合理性的, 其结果是把描述的文化归化于欧洲的文化逻辑之中,而不是捍卫保护被描述者的文化逻辑。(注5)有人认为, 马凌诺斯基的“整体化”的翻译事业, 把权力和知识结合在一起, 他不仅是翻译家, 而且也是立法人和行政官员。(注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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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山大学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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