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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毫无疑问，搬目连在民间是集多种因素于一体的全民狂欢式世俗娱乐活动，从中生动地体现出地处西南边缘的蜀人乐观向上的勃勃生命意识。不过，作为独特的戏剧文本，川目连的文化价值和思想意义又远远不局限于此。要明白这点，我们不妨再剥析剥析剧中的人物性格以及该剧的文化内涵，看看巴蜀民众是以何等心态来创作和接受此戏的。有别于其他剧种，川目连是以刘氏为中心人物展开其文本叙事和透露其主题指向的，前述蓉城川剧舞台上那出新编目连传奇直接以《刘氏四娘》定名，正有此作为依据。众所周知，目连戏终归是一出宗教剧，其大力宣传的主要是佛家所讲的清规戒律、因果轮回，而刘氏不守规戒不遵夫训大开五荤最终堕入地狱受苦受难这故事本身，旨在以塑造反面典型来提醒、告诫、警示世人，莫学“罪妇”刘氏以免落得下场不好。然而，恰恰在看待目连戏中刘氏开荤这关键问题上，川目连的叛逆气质和文本个性显露出来。如上所述，蜀人就是不信邪，偏把这本该作为反面教材的《刘氏开荤》一折戏，办成了大吃大喝的热闹场面，不但台上极尽宴席铺张，台下观众竟然也随同开荤的刘氏一道开怀大嚼，个个吃得津津有味，俨然一幅全民共享的人生快乐图景，似乎谁也不怕犯戒下地狱了。如此怪怪奇奇的现象，实在令人费解，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儿呢？
且来看看刘氏形象在川目连也就是巴蜀民众心目中的角色定位。跟外剧种多重在叙述目连行孝不同，当川目连把目连之母而不是目连本人置于舞台表现的中心地位时，这角色重心的偏移多少已表明川人的情感态度。一般说来，被传统钉上耻辱柱的“罪妇”刘氏，在目连戏中是因破戒开荤被无情打入阿鼻地狱的一反面角色，一否定性形象，可四川人却不这样看。事实上，对刘氏的遭遇表露出极大同情，乃是巴蜀搬目连的民间娱乐活动中特别值得注意的心理倾向。川北射洪县有个青堤镇，民间相传为“目连故里”，立于清光绪二十八年的一通石碑上亦赫然刻有“唐圣僧目连故里”字样。众所周知，搬目连总少不了“打叉戏”，那是展示刘氏地狱受苦的片断。可在该地，通常意义上的“打叉戏”则不得上演，因为善男信女们大多以当地能出现刘氏这样的奇女子而自豪。清代嘉庆年间，有个名叫刘钢成的内江举人甚至为戏台撰写了如下一幅目连戏对联：“坠血河苦海，只为些冷肉残鱼，刘则冤矣！是岂睡魔阎君，这公案还须重新断过；走地狱天堂，忽现出慈云宝月，佛果灵哉？为问仁人孝子，此件事却于何处得来。”请听，一介文人竟公然对佛门发出诘雅，站出来为刘氏这下地狱受苦受难女性鸣冤叫屈，要求将此“公案”重断。诚然，刘氏开了荤破了戒，坏了佛门世界男权社会的规矩，可她为何要这样做呢？由于情感倾向有别，川目连从文本内涵到舞台处理都自具特色，跟其他剧种多有不同。且看剧中，刘氏一家人虔诚事佛、吃斋把素、怜孤济贫、广结善缘，本指望“神有灵，天保佑，合家欢，人延寿”，却不料换来“我年纪轻轻夫短寿，吾儿出家我孤囚”的结果，她这个“佛门真弟子”转眼间成了“一孤人”。此时此刻，难怪处于极度悲痛中的刘氏对讲因果报应的佛教规戒产生幻灭感：“笑佛门天良昧了，是与非黑白混淆，三代人信佛信教，末降福尽把祸招。凡夫子都知道恩将恩报，佛中人假慈悲撞骗招摇。”要发出“佛法不公天无情”的愤怒呐喊。既然祖祖辈辈吃斋念佛都未讨得合家安康团圆，又怎能让刘氏这个活生生的人再对此深信不疑呢？既然刘氏破戒开荤就得受惩罚下地狱，那么，老天无眼，对傅家以恶报善，又该作何处置呢？按佛教果报理论，刘氏后来破戒开荤当下她狱，同样，她起初吃斋念佛也该得善报，可是结果相反。显然，巴蜀民众同情刘氏并替之大鸣不平，是基于这更深层也更实际的思考。若说前述内江文士所撰联文的矛头对准着佛门教义，那么，叙永县城隍庙联的锋芒所向则可谓连带着封建男权：“傅员外无非有几个臭钱，就有那金童玉女迎上天去；刘氏四不过吃两片肥肉，竟被这牛头马面抓迸殿来。”用语酸辣刻薄，所表露的情感态度却再鲜明不过。正因为巴蜀民众以开明的态度深深同情着被权力话语不公平地打入十八层地狱的刘氏，所以，这个女性在川目连中与其说是作为反面“罪妇”，勿宁说是作为颇具叛逆精神的正面形象塑造的。惟其如此，在川目连独有的《刘氏开荤》一场戏里，台下人和台上人无所顾忌地共同大吃大喝，看戏者不但不视刘氏大开五荤为罪过，反而以真吃真喝的方式实际参与剧中人“开荤”过程为其推波助澜摇旗呐喊，这一行为从深层文化心理看，本身即是对刘氏所作所为的同情、认可乃至支持，也就是对“开荤”公案的实际重断。换言之，观众参与刘氏“开荤”，是真实的世俗观念战胜了虚幻的宗教观念，是活生生的同情感盖过了神秘的惧罪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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