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傅高义（Ezra F. Vogel） ■ Andrew Miller／摄
傅高义（Ezra F. Vogel），哈佛大学亨利·福特二世社会学教授，曾担任费正清研究中心主任等职务，精通中文和日文。傅高义1930年7月11日出生于美国中西部的俄亥俄州特拉华市。1950年毕业于俄亥俄州威斯理安大学。此后曾在美军服过两年兵役。1958年获哈佛大学社会学博士学位。毕业后他去日本学习了两年并进行了一些调查访问。1960-1961年他在耶鲁大学任助理教授，在1961-1964年成为哈佛大学的博士后，学习中文和历史。博士后出站后，他在哈佛大学任教并于1967年成为教授，2000年6月30日荣休。
傅高义被认为是美国唯一的一位对中日两国事务都精通的学者。曾撰有《亚洲四小龙》、《日本第一》、《日本的中产阶级》、《中美日关系的黄金时代（1972-1992）》、《与中国共存：21世纪的中美关系》等著作。20世纪70年代，他开始对我国广东社会经济情况进行考察和研究。撰有《共产主义下的广州：一个省会的规划与政治（1949-1968）》。《先行一步：改革中的广东》是傅高义先生应广东省政府邀请，进行7个月实地考察研究的成果。作者还拟在若干年后，再写一本关于20世纪90年代广东的续集，重点介绍香港回归后的粤港经济区的发展情况。
孙中欣：美国波士顿大学、塔夫茨大学访问教授。
时间：2009年6月9日
地点：哈佛大学
中国研究源于美国需要
孙中欣：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今年正好是60年。从这60年中国走过的道路来看，有两个问题值得我们在今天进行反思：一是世界范围内的中国研究这些年来经历了哪些变化，二是中国60年的发展道路给世界留下了什么启示。我想请您谈谈对这些问题的看法。
傅高义：中国学方面，我主要谈谈美国的中国学，同时也包括欧洲以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中国学。二战后，中国研究的范围还很狭窄，当时研究中国的学者主要是谈中国的历史、语言和文学，研究中国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的不多。在美国，中国研究发展比较快的时期主要是20世纪50年代。但是由于当时处于麦卡锡时代，中国问题是一个很敏感的话题，我们研究中国存在一些问题。我认为当两个国家处于敌对关系时，双方相互间比较接近的人的处境都很艰难。所以当时跟美国有点关系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日子比较难过，我觉得当时你们中国对美国比较友好的知识分子很辛苦。我们在美国也有类似的境遇，但不如中国的那么严重。所以我当时对中国的研究也不多，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麦卡锡时代结束。
你刚才说到，新中国已经60岁了。中国是一个有几千年历史的国家，而美国是一个很年轻的国家，才200多岁。所以美国的各个方面，包括政治制度，都改变得很快。到1960年前后，情况就有了很大的改善。
当时美国有一个“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简称SSRC），这个机构比较接近你们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但性质不一样。我觉得中国社会科学院有半官方的性质，而SSRC的成员是大学里面的学者和专家，包括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人类学等各学科。很多大学的专家学者参加了SSRC在1960年到1962年间举办的几次专家研讨会。其中，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哥伦比亚大学和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在中国研究方面是最为成熟的。此外，美国还有一个人文学科的组织ACLS（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它与SSRC类似，代表文学、语言学、哲学等学科，是一个专门搞文化研究的机构。当时在美国这是两个比较成熟的研究机构。
说到中国研究在美国的发展背景，不得不提到美国当时的情况。二战前，美国奉行孤立主义，很少参与全球事务，一战后建立的国际联盟美国也没有参加。但是二战后，美国人认识到这个世界已经是个全球化的世界，而美国的确已成为一个大国，也就是你们中国人所说的“超级大国”。美国人认为自己应该担负起世界责任，应该多发展地区研究。过去，进行地区研究的人群都是一些“古怪”的人，他们主要是为了自己的兴趣爱好而研究。但是二战以后情况发生了改变，美国政府开始意识到自己的国际责任，需要多了解全球的情况，美国的社会科学也应该加强对全球各个地区的研究。因而，地区研究已经不再单纯受学者个人意愿的驱使，而是一种国家有意识推动的研究计划。我认为美国当时的情况很接近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当然具体动机有所不同。中国当时是觉得自己落后，要了解外国情况以多向他国学习，是为了发展；美国是在二战后意识到应该多了解世界各国的情况，应该发展和扩大地区研究，是为了服务其国家战略。
继续浏览：1 | 2 | 3 | 4 |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2009-7-23 14:36:17
【本文责编：思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