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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人类学民族学在“中国田野”中的早期实践
1793年7月，英国使臣马嘎尔尼率领庞大的船队抵达中国，目的是打开中国的市场，与中国建立贸易关系。然而，中英文化的礼仪之争和中国“康乾盛世”的优越自傲，使乾隆皇帝拒绝了英国的请求。对于这一礼仪之争，历史学、人类学、政治学的解读虽然视角不同，但都认为是这次东西方之间重要的政治文化碰撞，最终导致了1840年鸦片战争的爆发。古老、传统的中国被纳入了西方主导的世界体系。
对当时的中国人来说，无论是至高无上的皇帝，还是被束缚于田亩的农民，都因此产生了巨大的心理落差：从泱泱“天朝上国”的骄傲落入了丧权辱国的屈辱，从文化博大的优越落入了技不如人的自卑。这一切迫使中国人“睁眼看世界”，并涌现出一大批救亡图存的先驱。他们开始翻译和介绍西方的著述，为中国人打开了世界视野。西方文化中“民主”、“科学”的概念和各种政治理论、学术思想开始大量传入中国，这就是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影响巨大的“西学东渐”。西方民族学知识的传入，对中国人认识自身的文化多样性和国家统一性产生了重大影响。一种新的民族观念开始形成。具有现代意义的民族（nation）概念及其理论话语传到了中国。“民族”一词的广泛使用，与中国在沉沦中崛起和寻求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过程直接相关。
1905年，刘师培的《中国民族志》面世。这是中国学人在西方民族学知识影响下撰著的第一部中国民族志。这部著作在反映中国“五方之民”互动历史脉络的同时，出于对国家危亡的深切忧虑，提出了“保同种”、“排异族”的振兴汉族之策。当时对这种民族主义话语的阐释，一方面出现了以塑造“黄帝”为标志的“黄汉民族”祖先崇拜，另一方面又迎合了所谓汉族源于西方的假说。正是在这种矛盾的民族主义心态中，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在吸收和应用西方民族学理论时，一方面解释着晚清中国的危局，另一方面构建着中国的民族（nation），并由此推动了中国民族史、文化史研究，也为民族学和人类学知识的传播创造了社会条件。
自1902年梁启超提出中华民族概念之后，对中华民族的解读，成为学者研究中国社会由传统王朝体制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变过程的重要内容。1911年的辛亥革命，结束了中国的封建王朝历史。在构建现代民族国家的进程中，孙中山的中华民族观念也经历了从狭隘民族主义，到以“中华民族”作为代表中国各个民族总称的演变。这一演变过程不仅引起了学术界长期的争论，也推动了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理论在中国的传播。
西方人类学民族学理论与方法传入中国的过程，也是中国学者理解、阐释并将其应用于本土的过程。在阐释民族学及其基本概念和理论的中国学人中，最有影响力的莫过于近代中国著名学者、教育家蔡元培。1926年，他在《说民族学》一文中指出：“民族学是一种考察各民族的文化而从事于记录或比较的学问。”他认为，通过民族学的视野，不仅能够对中国历史文献所记载的远古文化现象做出科学的解读，而且能够使人们认识和把握文化传承发展的脉络。蔡元培还特别强调现代民族学的记录“就是事实要从考察上得来”的原则，这对中国学者形成重视田野工作的学术传统具有重要意义。
蔡元培发表《说民族学》之际，正是中国第一所国家级的科学研究机构——国立中央研究院筹备之时。中央研究院成立之后，在社会科学研究所中设立的第一研究组即是民族学组。与此同时，在广州成立的中山大学，也在民族学、人类学、历史学、考古学、语言学和民俗学等方面展开了科研与教学的实践。这些学科性研究实体和教学科系，逐步聚集了中国第一代留学海外归来的民族学人类学等学科的学者。
上世纪30年代，中国的人类学民族学学科发展出现了高潮，更加科学规范的学术引进形成规模，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界形成了学习先进、应用本土、深入田野、创新发展的基本取向。1934年，蔡元培在《民族学上之进化观》一文中，结合古今中外各民族的发展现状，从多方面论述了民族进化的历史脉络，揭示了这种进化“并非以新物全代旧物”，而是现代与传统并存的现实。这是符合中国国情的视角。1934年，中国学界成立了全国性的学术团体——中国民族学会，《民族学研究集刊》也应运而生。一大批依托于中国民族地区的田野调查（包括对台湾少数民族的调查）的学术成果也相继刊布。
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的发展，最重要的特征之一是依托了中国传统学科历史学，所以民族史的研究始终是人类学民族学在中国发展的重要支柱之一。在上世纪30年代中国民族学人类学迅速发展的时期，以中国民族史冠名的著作也纷纷出版，相关的论文大量刊发。其中，1936年林惠祥的《中国民族史》是第一部把人类学与历史学紧密结合的著作。这些著作在解读中国“五方之民”互动历史的同时，都对中华民族这一称谓和含义进行了探讨。
在有关中华民族概念的学术争论中，以历史学家顾颉刚和社会学、民族学家费孝通进行的“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论战最具代表性。1939年，顾颉刚发表了《中华民族是一个》一文，从历史上民族同化和融合的视角，提出了中国历史上的各个民族从秦朝开始就逐步在血缘和文化上融为一体的观点，他所论证的“中华民族”就是不断融入少数民族成分的汉族。费孝通在《关于民族问题的讨论》一文中，则从“民族”概念入手，指出中国人是由不同文化、语言、体质的群体组成的。总之，前者强调了中华民族的单一性，后者强调了中国民族的多样性。围绕这一问题的学术讨论，特别是历史学与民族学的对话，对中国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具有重要意义。这也是几十年后费孝通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的历史背景。
学术界有关中华民族的争论，也在中国政治领域产生了影响。1939年12月，毛泽东对中华民族的整体性作出了新的阐释：中国人口中“十分之九以上为汉人”，此外还有“数十种少数民族，虽然文化发展的程度不同，但是都已有长久的历史。中国是一个由多数民族结合而成的拥有广大人口的国家”。这一阐释是对中国基本国情的客观把握，由此也确立了“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中华民族是代表中国境内各民族之总称”的民族—国家观。
20世纪上半叶，中国人类学民族学事业的发展，伴随着从封建王朝向现代民族国家的转变，伴随着中国的国家独立、领土完整和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命运。因此，中国的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也必然体现出中国学术传统中“经世致用”的治学特点。著名民族学家、历史学家马长寿在倡导人类学应用于边疆政治研究时指出：“中国的人类学，固然不能放弃人类共同的一方面，但尤须注重中国人独有的一方面。”这种“独有的一方面”，也就是中国人类学民族学在发展中形成的多学科结构的综合学术领域——民族研究（Ethno-National study）。1949年以后，民族研究这一学术领域的学科建设和学术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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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族报》2009-7-31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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