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汲古阁整理刊刻《乐府诗集》，经过两代人四次校改，最终诞生了校对精良、堪称善本的汲扆本。从汲祖本到汲扆本，这期间经历了一个较为曲折的校改过程。从汲祖本到汲晋本，错讹不断累加。首先是因为汲祖本使用了后期重印的明修本和后期产生的、讹误甚多的绛宋本，造成底本上的先天缺陷；然后是汲晋本刊刻时又增添了不可胜数的脱漏、讹误和臆改。汲本和汲扆本所做的努力就是校改汲祖本和汲晋本的错讹。相比之下，改正汲晋本的错误相对比较容易，一般只需较为严格地遵照底本，但要改正汲祖本的错误，则非得据他书校改不可。

　　汲祖本的先天的缺陷决定了校改《乐府诗集》的特点。汲古阁校勘《乐府诗集》，遇到的最大的困难是求古本之真与求事实之真的矛盾。如果要求得古本之真，那就意味着保留绛宋本、明修本大量的讹误；如果要求得事实之真，就必须纠误正讹，而要完作这一工作，就必须依据他书、以意去取。这是《乐府诗集》版本流传的历史条件所决定的。这一矛盾贯穿于汲古阁校改《乐府诗集》的过程中，使之常常徘徊于“古本”与“意取”之间，斟酌再三，诸如：

　　卷五一李白《上云乐》，傅宋、元本作“ 西海栽若木”；王咸校作“宋刻作四，误”，陆贻典和劳权所引的冯校亦作“四”，可见绛宋作“四”；汲晋本从元本和王校作“西”，汲本从绛宋改作“四”，汲扆本又改回“西”。

　　卷七五《筑城曲》解题，傅宋、元本作“又有筑城睢城曲”，“城”字显误，应为“阳”字；汲晋本径改作“阳”字，汲本从底本又改回“城”字，汲扆本再校作“阳”。

　　卷八一《杨柳枝》解题，傅宋本作“古题所谓折杨柳也”；“柳”字元本误作“枝”；王咸未出校，陆贻典录冯校为“柳”；汲晋本改祖本作“柳”，汲本从汲祖本作“枝”；汲扆本又改为“柳”。

　　一般来说，汲本重视版本校勘，很尊重汲祖本，它的动机可能是想保存绛宋的面貌，但要保存绛宋的面貌在一定程度上就意味着保存绛宋的讹误。存在大量讹误的版本一定不能成为通行中的善本，为了求得事实之真，又有了汲扆本的重订。汲扆本重订的特点是据他书他校改动底本。可见，汲古阁两次校改《乐府诗集》，可以说是徘徊于古本之真与事实之真之间。改底本是校勘上最忌讳的事，对于精于校勘毛扆来说，他的一贯主张也是不妄改：“因知校书以阙疑为第一要义，不可妄加涂乙，吾子孙其善佩之哉。”[21]“大抵古人著书，各成一家言。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又异辞。故爵里姓氏，互有不同；鲁鱼后先，焉知孰是？士生千百世而后，而读古人流传转写之书，茍非有善本可据，亦且依样葫芦，须在心领神会，不可擅加涂乙也。顾寡薄自用，致误非浅，恃才妄作，贻害更深，恶似而非者，盖以此也。”[22]毛扆的可贵之处正于他能将“不妄改”这一原则灵活地运用，不是一味迷信底本、迷信宋刻，在其《松陵集跋》中，它对宋刻的优劣作了一个分辨－－“夫书得宋刻可矣，尚有原板、补板之不同，因知先辈读书，必访求古本，良非无谓。”[23]诚如段玉裁所言：“校书之难，非照本改字、不伪不漏之难也，定其是非之难。是非之难有二：曰底本之是非，曰立说之是非。必先定底本之是非，而后可断其立说之是非。二者不分，胶葛如治丝而棼，如筭之淆其法实，而瞀乱乃至不可理。”[24]毛扆正是在定底本之是非的基础上断立说之是非的。这样看来，汲古阁校刻《乐府诗集》，正是做了一个的尝试：在底本是一个背离事实之真的古本的情况下恢复事实之真。

　　（二）汲古阁整理《乐府诗集》与汲古阁的刻书事业

　　据陶湘统计，汲古阁刻书约有六百种有零。[25]其中以刊刻十三经、十七史用力最勤，亦最为著称。《乐府诗集》这部书在汲古阁刻书中的地位，必不及十三经十七史，但亦不是末流，应是处于一种中间地位。这一方面表现在毛晋对《乐府诗集》这部书评价颇高，另一方面表现在刊印过程中由草率转为精细。第一，毛晋的评价。毛晋跋从乐部诸书的分类说起的：“乐盖六艺之一也，乐部诸书，孟坚著诸经籍之首，贵与列诸经解之后，陈氏直厕诸子录杂艺之间，愈趋而愈微眇。”这说明毛晋倾向于将《乐府诗集》定位为乐书。《乐府诗集》的特殊性在于它兼具乐书与诗总集的双重特性，所以从宋代开始，它就既被著录在经部乐类又被著录在集部总集类。这两种不同的著录代表着不同的评价，在正统的眼光中，经部乐类的地位要远比集部总集类高。毛晋不仅将之视作经部乐类之书，且将之拔高至与经部诗类同等的地位上，如毛跋所言“太原郭茂倩集乐府诗一百卷，采陶唐迄李唐歌谣辞曲，略无遗轶，可谓抗行周雅、长揖楚词，当与三百篇并垂不朽。”在此我们不对毛晋这种评价作是非判断，我们关注的是毛晋的这种评价对刻书的影响。钱谦益《隐湖毛君墓志铭》称毛晋的刻书标准是以经史为源本：“故于经史全书，勘雠流布，务使学者穷其源流，审其津涉。其它访佚典，搜秘文，皆用以裨补其正学。”毛晋将之作为经部书来刊刻，汲古阁刻书又以经史为重，这都说明毛晋对于刊刻《乐府诗集》是颇为重视的。第二，刊刻过程是一个由草率到精细的过程。毛晋校刻《乐府诗集》在 1639 年，适逢明清易代之际，政局突变，汲古阁出版事业颇受影响。王咸在校书过程中受到时局动荡的影响，如卷三十三题识“己卯四月廿六日阅完此本。忆早春，客有自西北来者，言流寇纵横，然所过或有全者，独官军一到，虽鸡犬亦无 □ 类矣，闻之蹙于伤心。兹读戎昱《苦哉行》，“前年狂胡来，惧死翻生全。今秋官军至，岂意遭戈鋋。”乃知振古如斯也，可胜叹哉！与公。”卷五十九又题“己卯七月十四阅竟。闻良招危焉，心曲尽乱，疑有漏处。”不仅如此，初版的整个校刻出版过程都比较仓促。上文我们据陆贻典跋文得知此书在1639年年底就已流布于世，故而推得它是边校边刻的，此点还可以在王咸的手识中找到印证：

　　卷五十九“己卯七月十四阅竟。”

　　卷六十三“己卯七月十三日看完。”

　　卷六十七“己卯九月五日坐宝月堂较完。”

　　卷七十二“己卯八月二十五日坐池上阅竟。”

　　校勘时间与卷数先后不一，这说明王咸校勘不是全部依卷而校的，七月十三日先校六十三卷，七月十四日再校五十九卷，八月二十五日先校七十二卷，到了九月五日再翻回来校六十七卷；这只能是因为在刻书的过程中边刻边校，所以才不能循序校阅。全部校刻时间仅有十个月，而且绝大部分的校勘任务由王咸一人完成，非常紧迫，怪不得王咸感叹“付刻催迫”。[26]这样仓促校刻的结果是产生了一个人为错误极多的本子，汲古阁的初印本是不佳的，这可能也是引发后来重订《乐府诗集》的一个原因。经过两次校改，由粗率转为精细，最后产生了校勘精审的善本。综上可知，毛晋将《乐府诗集》视为经部之书，较为重视，但由于刻版仓促等客观原因，初印本不佳；后来经过两次校改成为一个善本。因此，在汲古阁所刻之书中，《乐府诗集》应该算得上一部较为重要的书。

　　汲古阁刊刻《乐府诗集》，其间经过两次校改，这在汲古阁所刻其它书籍中亦存在同样现象。形成这种剜改现象的个中原因比较复杂，汲古阁的刻书事业在毛氏家族内部传承了三代百年之久；而书板却至少流传了二百多年。这二百年间造成了错综复杂的剜改现象，有的是毛氏家族内部的剜改，有的是书板流出后其它人所做的剜改，甚至是一书而兼俱两种剜改，以下对这三种情况分而述之。

　　第一，毛氏家族内部的剜改。陆贻典是毛氏父子二代刻书的见证人之一，陆校本《陆游南唐书》云“汲古阁初刻陆氏《南唐书》，舛误特甚，此再刻者，已多所改正。”[27]可见汲古阁本《陆游南唐书》据陆氏所见是剜改过一次的。这种情况与《乐府诗集》的重订类似。

　　第二，书板流出汲古阁后为他家剜改。诸如《十三经》、《十七史》、《文选李善注》都在书板流出后经他人剜补翻刻。陶湘《明毛氏汲古阁刻书目录序》：“《十三经》、《十七史》、《文选李善注》、《六十种曲》，刷印既繁，模糊自易。顺治初年，子晋修补损缺，已至变易田产。康熙间，板已四散。经、史两部归苏州席氏扫叶山房，始而剜补，继则重雕。亥豕鲁鱼，触目皆是，读者病之。窃维毛氏雕工精审，无书不校，既校必跋。纸张洁炼，装式宏雅，如唐宋人诗词及丛书杂俎等刊，均可证明其良善，岂有煌煌经史，反如斯之恶劣耶？于是刻意搜求，得《十三经注疏》原板初印，《十七史》为开花印纸，内府有之。经史之钱谦益序，均未抽毁。《文选》字口如新，与通行汲古本迥判霄壤，而毛刻之含冤蒙垢，遂昭然大白。”[28]

　　第三，更有甚者，是一部书在流传的过程中兼具汲古阁内部剜改流出后被他人剜改，这是最为复杂的一种情况。嘉庆二年，段玉裁作《汲古阁说文订》，其序称其得一毛扆亲署的第五次校改本“而据次立剜改，又识见驽下，凡小徐佳处，少所采掇，而不必从者，乃多从之。学者得之，以为拱璧，岂知其缪盩多端哉。”[29]今人潘天祯作《毛扆四次以前校改〈说文〉说质疑》、《毛扆第五次校改〈说文〉说的考察》[30]、《汲古阁〈说文解字〉的刊印源流》[31]三文，辨析段说之谬且将汲古阁刊印《说文解字》的源流本末考得甚为清楚。潘氏认为：汲古阁本《说文》经毛晋、毛扆父子二代刻成，在汲古阁内部即有校样本、初印甲本、初印乙本、初印本之分；毛扆卒后，书版售与扬州祁门马氏，稍后在扬州出现剜改本；乾隆三十八年又出现了朱筠重刻本；光绪七年淮南书局在初印甲本上伪加毛扆书衣题识，号称翻刻汲古阁第四次校本。段氏误在将他人的剜改之误加之毛扆。

　　可见，汲古阁的刊刻极为复杂，剜改现象的存在为汲古阁刻书的评价带来了困难。我们不能拿到一个汲古阁本就随便定其优劣，必须辨其源流始末。前人对汲古阁刻书多有评价，毁誉不一。康熙年间的陆贻典作为汲古阁刻书的见证人，时常指出某刻多误、某刻佳，大抵不错。乾嘉年间孙从添、黄丕烈、陈鳣、段玉裁，纷纷指责汲古阁刻书功不掩过，贻误后人。孙从添（1692－1767）《藏书纪要》云：“惟毛氏汲古阁《十三经》、《十七史》，校对草率，错误甚多 , 不足贵也。”又云“汲古阁毛氏所刻甚繁，好者亦仅数种。”[32]陈鳣（1753－1871）于嘉庆十年为黄丕烈（1763—1825）所藏《元大德本后汉书》作跋：“荛圃尝曰，汲古阁刻书富矣，每见所藏底本极精，曾不一校，反多臆改，殊为恨事。”[33]近现代的叶德辉和陶湘对汲古阁刻书有较为全面的研究，以叶氏识见之广，尚罗列孙从添、陈鳣、黄丕烈、段玉裁等人之说，将之视为汲古阁刻书之瑕玷，“然其刻书不据所藏宋元旧本，校勘亦不甚精，数百年来，传本虽多，不免贻佞宋者之口实。”“昔人谓明人刻书而书亡，吾于毛氏不能不为贤者之责备矣。”[34]当然，为毛氏辨冤、恢复名誉者亦不乏其人，上文所列的陶湘为汲古阁本《十三经》、《十七史》、《文选》洗冤，当代的潘天祯理清了汲古阁《说文解字》刊刻源流，驳斥了段玉裁之说。上述孙从添、黄丕烈、顾广圻、陈鳣、段玉裁对汲古阁刻书之毁，未必公允，究其原因，客观上由乾嘉年间汲古阁本的流传状况所决定的。乾嘉年间，正出现汲古阁初印本逐渐消亡，剜改、翻刻、重刻本流行于世，诸家不知源流，误末为本，不能广收异本，分辨汲古阁刻书之误亦或后人剜改之误，故而有失公允。而陆贻典、陶湘、潘天祯等人能够得出客观公允的结论，正是因为对汲古阁刻书及书籍流传的始末较为熟悉。要公正评价汲古阁所刻之某书，最好的办法是通过具体的比勘来解决问题。恰如潘天祯所言“不细读原书，单看著录，轻谈版本鉴定和研究尚有不小距离，此可供古籍整理工作借鉴者也。”[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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