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汲扆本是从清代到1955 年文学古籍刊行社影印傅宋本之前最为通行、最有影响的一个版本。它直接影响了摛藻堂四库荟要本、四库全书本、崇文书局本、四部丛刊本、四部备要本的诞生。可以说它在《乐府诗集》诸版本中的地位仅次于傅宋本。汲扆本的版式与汲晋本和汲本稍有区别，即全书中大多数的卷末有“东吴毛晋订正　男扆再订”字样。这是判定汲扆本的最为明显的版式特征。汲扆本传世甚多，全国各大图书均有，著录为普通古籍。

　　我在上海图书馆一共看了六个汲扆本。从版刻印刷的特征上可以分作三类：

　　第一类﹕

　　扉页作“宋本勘定郭茂倩乐府汲古阁藏”。有十册本、十二册本。清晰完好。其中十册本为蒋光焴（1825—1895）[12]藏书，藏印有“盐官蒋氏衍芬草堂三世藏书印”、“臣光印”、“寅昉”。

　　第二类：

　　扉页作“宋本勘定郭茂倩乐府汲古阁藏”。有十二册本、十八册本。基本为清晰，亦有字迹、栏线、版片模糊之处。其中有姚椿（1777—1853）[13]藏十二册本。

　　第三类：

　　扉页“宋本勘定郭茂倩乐府解题汲古阁藏板”。有十册本、十二册本、三十六册本。栏线模糊，字迹漫漶，断板现象大量存在。其中有姚椿藏十册本。

　　大致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汲扆本至少印行过三次。且至少最后一次印行时书板已不属于毛氏，因为扉页题作“宋本勘定郭茂倩乐府解题汲古阁藏板”，书名出现讹误，显系坊肆书商所为。以下结合文献记载，对汲扆本的刊印流传状况稍作描述。

　　汲扆本在清代的刊印流传状况大致如此：它产生在康熙八年（1669）之后、康熙四十四年（1706）之前；在乾隆年间重印过，并被采入宫廷；嘉庆以后书板耗损渐多，走向衰亡。

　　在探讨汲本、汲扆本的校改时，根据陆贻典校本所引的“毛刻”将汲本和汲扆本的产生时间都推到了陆氏校书之后，即康熙八年之后。由于所见不广，无法推得汲扆本的确切的产生时间。不过，可以肯定的是，汲扆本必定产生在康熙四十四年《全唐诗》开编之前。因为经过对校汲扆本与《全唐诗》的“乐府”部分，我们发现《全唐诗》的“乐府”部分系抄录汲扆本、稍加修改而来。故此可以判定汲扆本产生在 1669 年至 1706 年之间。

　　汲扆本在乾隆年间再版重印过且被采入宫廷。张之洞（1837—1909）《书目答问》卷四著录有：“《乐府诗集》一百卷，宋郭茂倩编。乾隆刻本。”[14]“乾隆刻本”，《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不见载录，我们查遍了各大图书馆，亦不见踪影。惟一合理的解释是汲扆本在乾隆年间应该再版过，《书目答间》所载者可能就是重印的汲扆本。经过比勘，我们发现四库荟要本和四库全书本《乐府诗集》均是抄录汲扆本而来。因此可以肯定乾隆三十七年（ 1772 ）开编《四库全书》时，汲扆本被采入宫廷。

　　郑德懋作于道光年间的《汲古阁刻板存亡考》载“郭茂倩《古乐府》，板现存江宁。”[15]可证汲古阁本《乐府诗集》的书板在道光年间尚存。但嘉庆以来，重印翻版渐多，汲扆本已走向衰亡。刊于嘉庆二十二年（1817）的《花薰阁诗述》称“琴川毛氏旧有刻本，百年以来，渐亦乖舛失次。”[16]孙星衍《孙氏祠堂书目》著录有“《乐府解题》一百卷，宋郭茂倩撰。”[17]这种题名为“乐府解题”的《乐府诗集》应该就是我们在上海图书馆所见的那种扉页题作“宋本勘定郭茂倩乐府解题汲古阁藏板”的汲扆本。孙氏生于乾隆十八年（1753），卒于嘉庆二十三年（1818），可见在嘉庆二十三年之前，已经出现了误题作《乐府解题》的本子，在上文中我们已经指出这种本子断板严重，字迹漫漶。大约在道光年间，还出现了坊间翻刻本。刘喜海（1793－1852）作于道光戊子（1838年）的跋元本《乐府诗集》云：“是书惟毛氏汲古阁盛行于世，尚为精善，近又经坊间翻刻，恶劣颇不耐读，而欲求一毛氏元本殊不易之。”清同治十三年（1874）崇文书局重雕《乐府诗集》张荫桓序亦称“乾嘉而后，藏渐寡，或误乎沧溟之割字为韵；或狃于景陵之某句似诗。”可见在嘉、道、同年间，由于书板损耗这一物质原因，汲古阁本《乐府诗集》已趋衰亡，从而引起《乐府诗集》的流传再次陷入混乱。这也引发了同治十三年崇文书局的重刻汲扆本。这一时期汲古阁本《乐府诗集》虽已趋衰亡，但仍不失为书肆的通行本，极易购得，不为世珍。但大约到了光绪二、三十年，汲古阁所刻之书在流传中均已稀有，初刻就更难觅得了。叶德辉《书林清话》卷七“明毛晋汲古阁刻书之三”云：“风气二三十年而一变，古书亦二三十年而渐稀。曩余不喜毛氏汲古阁所刻书，光绪初元，京师湖南旧书摊头插架皆是。余所收得《十三经》，一为白纸初印；一为毛泰纸印，全部为乾嘉间歙县郑文照、郑德仁父子以各家所据宋元善本通校。《十七史》亦毛泰纸初印者。余若《津逮秘书》、《汉魏百三家》、郭茂倩《乐府诗集》、《陆放翁全集》、《唐人选唐诗八种》、《唐诗纪事》、《六十家词》、《词苑英华》、《诗词杂俎》、《六十种曲》，均陆续得之，皆以为寻常之本。”“毛刻书余幸当年随意获之，又悔当年等夷视之，今虽备数而未得选购初印之本，是亦失之眉睫之事矣。”[18]　　

　　（二）陆贻典与毛扆校改《乐府诗集》

　　陆贻典（1617— ？），字敕先，号觌庵，清常熟人。精校审，富收藏。《藏书纪事诗》称其为“新城令君之才子，汲古季子之妇翁。东涧老人之高足，其友则大冯小冯。”[19]毛扆为陆氏之婿，二人常合作校书。如《楹书隅录》载影宋精钞本《西昆酬唱集》陆贻典跋云“此书出郡人钱功甫手钞，余从毛倩斧季印录者也。”[20]又《文禄堂访书记》卷四载清顺治十七年庚子（1660年）陆贻典于汲古阁同毛扆校订《金荃集》。

　　陆贻典曾于1639 年、1667 年、1669 年三次校勘《乐府诗集》（参陆氏之跋），陆校的特点是广参诸校，即集中了明末清初常熟文人校勘《乐府诗集》的主要成果——冯校、赵校（赵均）、王毛校、钱校（钱孙保）、钦校（钦远游）。陆贻典后两次校勘《乐府诗集》，毛扆亦稍有参予。毛扆不仅帮助陆氏搜求校本，且直接加入到陆氏的校勘工作中。1667 年陆贻典从毛扆处借得赵校本：“顷从毛黼季借得亡友赵灵均冯校本，再勘，是正弘多，颇怪向时之粗略太甚也。”1669年陆贻典又请毛扆去借钦远游的宋本：“郡人钦远游，以廉价购得宋本。初未知其佳，自余倩毛子黼季物色嗟赏，遂秘不出。黼季郑重求假，扃藏愈固。”诸本并列之后，毛扆与陆贻典一同开始校勘“余既与黼季校入赵本。”可见，毛扆是陆贻典校勘《乐府诗集》的一个见证人。1669年，陆贻典校毕《乐府诗集》，时年五十二岁，毛扆二十九岁，正当盛年。

　　后来毛扆重订《乐府诗集》是否受了陆贻典的启发，应是极有可能的。陆氏对汲祖本、汲晋本的态度明显是不满意的。虽然他在清康熙六年（1667）第二次校《乐府诗集》的跋中声称“此书毛氏刻本，远胜元本，惜乎世无有识之者。”但在康熙八年（1669）第三次校《乐府诗集》的跋中指出毛校（毛晋、王咸之校）、毛刻（汲晋本）有“引据他书，加以臆改”的特点：“惟毛氏刻本，亦出之牧翁宋刻，而与冯校往往不合。盖冯校失之略，毛校颇详，而末免引据他书，加以臆改，宜其相去径庭也。”陆校的目的是求古本之真——“庶几诸本俱列，以冀少存宋刻之面目也。”从这一目的出发，陆氏推崇的是冯校——“大要冯氏所校，即未能详，而确有可据，今用为主。俱用从朱笔其余从青笔。”可以陆氏对于毛晋校刻的《乐府诗集》是寓褒贬于行动中的。毛扆在参予陆氏的校勘活动中，发现汲古阁刻本的不足，萌生重订之心，应该是极有可能的。

　　陆氏校勘《乐府诗集》不仅仅是启发毛扆重订，而且在汲本、汲扆本的校改内容中，亦不难发现受陆校影响的痕迹。诸如陆氏指出毛刻误的地方，一般都得到改正；再如王咸、毛晋校勘时并未参看冯校本，到了汲本、汲扆本，则多有从冯校而来处。这些在我们下文中所列有关汲本、汲扆本的校记中可以找到许多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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