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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丽新]汲古阁刊刻《乐府诗集》源流
  作者:尚丽新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09-07-27 | 点击数:19517
 

  五 汲古阁整理《乐府诗集》评价

  (一)汲古阁整理《乐府诗集》的特点

  汲古阁整理刊刻《乐府诗集》,经过两代人四次校改,最终诞生了校对精良、堪称善本的汲扆本。从汲祖本到汲扆本,这期间经历了一个较为曲折的校改过程。从汲祖本到汲晋本,错讹不断累加。首先是因为汲祖本使用了后期重印的明修本和后期产生的、讹误甚多的绛宋本,造成底本上的先天缺陷;然后是汲晋本刊刻时又增添了不可胜数的脱漏、讹误和臆改。汲本和汲扆本所做的努力就是校改汲祖本和汲晋本的错讹。相比之下,改正汲晋本的错误相对比较容易,一般只需较为严格地遵照底本,但要改正汲祖本的错误,则非得据他书校改不可。

  汲祖本的先天的缺陷决定了校改《乐府诗集》的特点。汲古阁校勘《乐府诗集》,遇到的最大的困难是求古本之真与求事实之真的矛盾。如果要求得古本之真,那就意味着保留绛宋本、明修本大量的讹误;如果要求得事实之真,就必须纠误正讹,而要完作这一工作,就必须依据他书、以意去取。这是《乐府诗集》版本流传的历史条件所决定的。这一矛盾贯穿于汲古阁校改《乐府诗集》的过程中,使之常常徘徊于“古本”与“意取”之间,斟酌再三,诸如:

  卷五一李白《上云乐》,傅宋、元本作“ 西 海栽若木”;王咸校作“宋刻作四,误”,陆贻典和劳权所引的冯校亦作“四”,可见绛宋作“四”;汲晋本从元本和王校作“西”,汲本从绛宋改作“四”,汲 扆 本又改回“西”。

  卷七五《筑城曲》解题,傅宋、元本作“又有筑城睢 城 曲”,“城”字显误,应为“阳”字;汲晋本径改作“阳”字,汲本从底本又改回“城”字,汲 扆 本再校作“阳”。

  卷八一《杨柳枝》解题,傅宋本作“古题所谓折杨 柳 也”;“柳”字元本误作“枝”;王咸未出校,陆贻典录冯校为“柳”;汲晋本改祖本作“柳”,汲本从汲祖本作“枝”;汲扆本又改为“柳”。

  一般来说,汲本重视版本校勘,很尊重汲祖本,它的动机可能是想保存绛宋的面貌,但要保存绛宋的面貌在一定程度上就意味着保存绛宋的讹误。存在大量讹误的版本一定不能成为通行中的善本,为了求得事实之真,又有了汲扆本的重订。汲扆本重订的特点是据他书他校改动底本。可见,汲古阁两次校改《乐府诗集》,可以说是徘徊于古本之真与事实之真之间。改底本是校勘上最忌讳的事,对于精于校勘毛扆来说,他的一贯主张也是不妄改:“因知校书以阙疑为第一要义,不可妄加涂乙,吾子孙其善佩之哉。”[21]“大抵古人著书,各成一家言。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又异辞。故爵里姓氏,互有不同;鲁鱼后先,焉知孰是?士生千百世而后,而读古人流传转写之书,茍非有善本可据,亦且依样葫芦,须在心领神会,不可擅加涂乙也。顾寡薄自用,致误非浅,恃才妄作,贻害更深,恶似而非者,盖以此也。”[22]毛扆的可贵之处正于他能将“不妄改”这一原则灵活地运用,不是一味迷信底本、迷信宋刻,在其《松陵集跋》中,它对宋刻的优劣作了一个分辨--“夫书得宋刻可矣,尚有原板、补板之不同,因知先辈读书,必访求古本,良非无谓。”[23]诚如段玉裁所言:“校书之难,非照本改字、不伪不漏之难也,定其是非之难。是非之难有二:曰底本之是非,曰立说之是非。必先定底本之是非,而后可断其立说之是非。二者不分,胶葛如治丝而棼,如筭之淆其法实,而瞀乱乃至不可理。”[24]毛扆正是在定底本之是非的基础上断立说之是非的。这样看来,汲古阁校刻《乐府诗集》,正是做了一个的尝试:在底本是一个背离事实之真的古本的情况下恢复事实之真。

  (二)汲古阁整理《乐府诗集》与汲古阁的刻书事业

  据陶湘统计,汲古阁刻书约有六百种有零。[25]其中以刊刻十三经、十七史用力最勤,亦最为著称。《乐府诗集》这部书在汲古阁刻书中的地位,必不及十三经十七史,但亦不是末流,应是处于一种中间地位。这一方面表现在毛晋对《乐府诗集》这部书评价颇高,另一方面表现在刊印过程中由草率转为精细。第一,毛晋的评价。毛晋跋从乐部诸书的分类说起的:“乐盖六艺之一也,乐部诸书,孟坚著诸经籍之首,贵与列诸经解之后,陈氏直厕诸子录杂艺之间,愈趋而愈微眇。”这说明毛晋倾向于将《乐府诗集》定位为乐书。《乐府诗集》的特殊性在于它兼具乐书与诗总集的双重特性,所以从宋代开始,它就既被著录在经部乐类又被著录在集部总集类。这两种不同的著录代表着不同的评价,在正统的眼光中,经部乐类的地位要远比集部总集类高。毛晋不仅将之视作经部乐类之书,且将之拔高至与经部诗类同等的地位上,如毛跋所言“太原郭茂倩集乐府诗一百卷,采陶唐迄李唐歌谣辞曲,略无遗轶,可谓抗行周雅、长揖楚词,当与三百篇并垂不朽。”在此我们不对毛晋这种评价作是非判断,我们关注的是毛晋的这种评价对刻书的影响。钱谦益《隐湖毛君墓志铭》称毛晋的刻书标准是以经史为源本:“故于经史全书,勘雠流布,务使学者穷其源流,审其津涉。其它访佚典,搜秘文,皆用以裨补其正学。”毛晋将之作为经部书来刊刻,汲古阁刻书又以经史为重,这都说明毛晋对于刊刻《乐府诗集》是颇为重视的。第二,刊刻过程是一个由草率到精细的过程。毛晋校刻《乐府诗集》在 1639 年,适逢明清易代之际,政局突变,汲古阁出版事业颇受影响。王咸在校书过程中受到时局动荡的影响,如卷三十三题识“己卯四月廿六日阅完此本。忆早春,客有自西北来者,言流寇纵横,然所过或有全者,独官军一到,虽鸡犬亦无 □ 类矣,闻之蹙于伤心。兹读戎昱《苦哉行》,“前年狂胡来,惧死翻生全。今秋官军至,岂意遭戈鋋。”乃知振古如斯也,可胜叹哉!与公。”卷五十九又题“己卯七月十四阅竟。闻良招危焉,心曲尽乱,疑有漏处。”不仅如此,初版的整个校刻出版过程都比较仓促。上文我们据陆贻典跋文得知此书在1639年年底就已流布于世,故而推得它是边校边刻的,此点还可以在王咸的手识中找到印证:

  卷五十九“己卯七月十四阅竟。”

  卷六十三“己卯七月十三日看完。”

  卷六十七“己卯九月五日坐宝月堂较完。”

  卷七十二“己卯八月二十五日坐池上阅竟。”

  校勘时间与卷数先后不一,这说明王咸校勘不是全部依卷而校的,七月十三日先校六十三卷,七月十四日再校五十九卷,八月二十五日先校七十二卷,到了九月五日再翻回来校六十七卷;这只能是因为在刻书的过程中边刻边校,所以才不能循序校阅。全部校刻时间仅有十个月,而且绝大部分的校勘任务由王咸一人完成,非常紧迫,怪不得王咸感叹“付刻催迫”。[26]这样仓促校刻的结果是产生了一个人为错误极多的本子,汲古阁的初印本是不佳的,这可能也是引发后来重订《乐府诗集》的一个原因。经过两次校改,由粗率转为精细,最后产生了校勘精审的善本。综上可知,毛晋将《乐府诗集》视为经部之书,较为重视,但由于刻版仓促等客观原因,初印本不佳;后来经过两次校改成为一个善本。因此,在汲古阁所刻之书中,《乐府诗集》应该算得上一部较为重要的书。

  汲古阁刊刻《乐府诗集》,其间经过两次校改,这在汲古阁所刻其它书籍中亦存在同样现象。形成这种剜改现象的个中原因比较复杂,汲古阁的刻书事业在毛氏家族内部传承了三代百年之久;而书板却至少流传了二百多年。这二百年间造成了错综复杂的剜改现象,有的是毛氏家族内部的剜改,有的是书板流出后其它人所做的剜改,甚至是一书而兼俱两种剜改,以下对这三种情况分而述之。

  第一,毛氏家族内部的剜改。陆贻典是毛氏父子二代刻书的见证人之一,陆校本《陆游南唐书》云“汲古阁初刻陆氏《南唐书》,舛误特甚,此再刻者,已多所改正。”[27]可见汲古阁本《陆游南唐书》据陆氏所见是剜改过一次的。这种情况与《乐府诗集》的重订类似。

  第二,书板流出汲古阁后为他家剜改。诸如《十三经》、《十七史》、《文选李善注》都在书板流出后经他人剜补翻刻。陶湘《明毛氏汲古阁刻书目录序》:“《十三经》、《十七史》、《文选李善注》、《六十种曲》,刷印既繁,模糊自易。顺治初年,子晋修补损缺,已至变易田产。康熙间,板已四散。经、史两部归苏州席氏扫叶山房,始而剜补,继则重雕。亥豕鲁鱼,触目皆是,读者病之。窃维毛氏雕工精审,无书不校,既校必跋。纸张洁炼,装式宏雅,如唐宋人诗词及丛书杂俎等刊,均可证明其良善,岂有煌煌经史,反如斯之恶劣耶?于是刻意搜求,得《十三经注疏》原板初印,《十七史》为开花印纸,内府有之。经史之钱谦益序,均未抽毁。《文选》字口如新,与通行汲古本迥判霄壤,而毛刻之含冤蒙垢,遂昭然大白。”[28]

  第三,更有甚者,是一部书在流传的过程中兼具汲古阁内部剜改流出后被他人剜改,这是最为复杂的一种情况。嘉庆二年,段玉裁作《汲古阁说文订》,其序称其得一毛扆亲署的第五次校改本“而据次立剜改,又识见驽下,凡小徐佳处,少所采掇,而不必从者,乃多从之。学者得之,以为拱璧,岂知其缪盩多端哉。”[29]今人潘天祯作《毛扆四次以前校改〈说文〉说质疑》、《毛扆第五次校改〈说文〉说的考察》[30]、《汲古阁〈说文解字〉的刊印源流》[31]三文,辨析段说之谬且将汲古阁刊印《说文解字》的源流本末考得甚为清楚。潘氏认为:汲古阁本《说文》经毛晋、毛扆父子二代刻成,在汲古阁内部即有校样本、初印甲本、初印乙本、初印本之分;毛扆卒后,书版售与扬州祁门马氏,稍后在扬州出现剜改本;乾隆三十八年又出现了朱筠重刻本;光绪七年淮南书局在初印甲本上伪加毛扆书衣题识,号称翻刻汲古阁第四次校本。段氏误在将他人的剜改之误加之毛扆。

  可见,汲古阁的刊刻极为复杂,剜改现象的存在为汲古阁刻书的评价带来了困难。我们不能拿到一个汲古阁本就随便定其优劣,必须辨其源流始末。前人对汲古阁刻书多有评价,毁誉不一。康熙年间的陆贻典作为汲古阁刻书的见证人,时常指出某刻多误、某刻佳,大抵不错。乾嘉年间孙从添、黄丕烈、陈鳣、段玉裁,纷纷指责汲古阁刻书功不掩过,贻误后人。孙从添(1692-1767)《藏书纪要》云:“惟毛氏汲古阁《十三经》、《十七史》,校对草率,错误甚多 , 不足贵也。”又云“汲古阁毛氏所刻甚繁,好者亦仅数种。”[32]陈鳣(1753-1871)于嘉庆十年为黄丕烈(1763—1825)所藏《元大德本后汉书》作跋:“荛圃尝曰,汲古阁刻书富矣,每见所藏底本极精,曾不一校,反多臆改,殊为恨事。”[33]近现代的叶德辉和陶湘对汲古阁刻书有较为全面的研究,以叶氏识见之广,尚罗列孙从添、陈鳣、黄丕烈、段玉裁等人之说,将之视为汲古阁刻书之瑕玷,“然其刻书不据所藏宋元旧本,校勘亦不甚精,数百年来,传本虽多,不免贻佞宋者之口实。”“昔人谓明人刻书而书亡,吾于毛氏不能不为贤者之责备矣。”[34]当然,为毛氏辨冤、恢复名誉者亦不乏其人,上文所列的陶湘为汲古阁本《十三经》、《十七史》、《文选》洗冤,当代的潘天祯理清了汲古阁《说文解字》刊刻源流,驳斥了段玉裁之说。上述孙从添、黄丕烈、顾广圻、陈鳣、段玉裁对汲古阁刻书之毁,未必公允,究其原因,客观上由乾嘉年间汲古阁本的流传状况所决定的。乾嘉年间,正出现汲古阁初印本逐渐消亡,剜改、翻刻、重刻本流行于世,诸家不知源流,误末为本,不能广收异本,分辨汲古阁刻书之误亦或后人剜改之误,故而有失公允。而陆贻典、陶湘、潘天祯等人能够得出客观公允的结论,正是因为对汲古阁刻书及书籍流传的始末较为熟悉。要公正评价汲古阁所刻之某书,最好的办法是通过具体的比勘来解决问题。恰如潘天祯所言“不细读原书,单看著录,轻谈版本鉴定和研究尚有不小距离,此可供古籍整理工作借鉴者也。”[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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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国家文学信息网 2007年01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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