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汲祖本付梓印行，即诞生了汲晋本。汲晋本的刊刻时间也应在崇祯己卯（1639）。我们可以在陆贻典跋中找到确凿的证据。陆跋曰：“余少时同孙子岷自从定远借校毛氏刻本，距今已三十年矣。”陆跋作于“己酉孟夏廿有四日”，己酉为清康熙八年（1669年），那么三十年前就是崇祯十二年己卯（1639年），如此则毛晋刻《乐府诗集》于 1639 年应毫无疑问。王咸校毕此书在崇祯己卯腊月——“腊月廿四日灯下阅完。是夕爆声如雷”（卷一百王咸题识），这说明这部一百卷的大书不是在全部校完后才刊刻的，而应该是校一部分刻一部分。卷九十二王咸题识亦称“阅竟前一卷，日将下舂，因付刻催迫，乃复披阅，不谓遂能终之。初九日识。”正因为校刻都在同一年进行，所以才能赶在年底问世。

　　（一）传世汲晋本概况

　　我们发现的汲晋本只有两个：一是藏于南京图书馆，《中国古籍善本书目》题为陆烜校；一藏于上海图书馆，劳权校本。

　　1.南图汲晋本

　　半页十一行行二十一字。黑口。左右双栏。上鱼尾，每卷首页和末页的鱼尾下题“汲古阁”“毛氏正本”及页码，首页与末页之间的其它页的鱼尾下题“乐府×卷×”。印刷精良，栏线清晰，无断版，有清晰秀美之感，必为初刻初印本。卷首为李序，遗周序。李序上有陆烜黄笔校补。陆烜于李序末题曰：“乾隆己丑三月十八日读李五峰集校补烜”。第二页有丁丙的识语，记录得书始末，“今观汲古跋语，是刻实祖宋本，较元童万元家本为优。经沈文悫藏庋，陆梅谷校叙，余心可珍重，以十番购之。”云云。

　　藏印有：“子书楼”、“快雪斋”、“归愚”、“沈德潜印”、“梅谷”、“陆烜子之印”、“丁丙”、“四库著录”、“八千卷楼”、“嘉惠堂丁氏藏书之记”。“子书楼”、“快雪斋”二印不知为何氏之印；“归愚”、“沈德潜印”为沈德潜藏印；“梅谷”、“陆烜子之印”为陆烜之印；其余为丁丙之印。

　　据丁丙识语和藏印可知此书递藏状况为：沈德潜（1673—1768）→ 陆烜（？1766—？1786）→ 丁丙（1832—1899）。

　　2.上图汲晋本

　　上图汲晋本应与南图汲晋本为同时所印，都是初刻初印本。上图汲晋本同时又为劳权校本，即劳权以元本校汲晋本，关于劳权校勘诸事，参拙著《〈乐府诗集〉版本研究》，未刊稿。

　　此本藏印有：“下邳余怀字澹心一字广霞”、“蟫盦”、“丹铅精舍”、“沤喜亭”、“学林堂”、“劳”、“襛”等。可知其为余怀藏书，后为劳权所得。“襛”为劳权之女之印。

　　（二）从汲祖本到汲晋本

　　汲晋本基本上是从汲祖本而来。在处理绛宋本和元本的异文上，当二者不能择其一时，通常采用“某，一作某”的形式。汲晋本基本沿袭了汲祖本（元本、绛宋、王毛校）的大量讹误。汲晋本显然在刊刻之前又做过校勘和改动，一方面通过本校或他校订正了汲祖本的部分脱漏讹误，另一方面汲晋本自身又添加了大量的臆改、讹误和脱漏。

　　1.以“某，一作某”的形式反映绛宋本和元本的异文

　　2.沿袭祖本（元本、绛本、毛校、王校）之误

　　3.通过本校或依据他书改正汲祖本的部分讹误

　　4.汲晋本新增的臆改、讹误和脱漏

　　1）臆改

　　2）讹误

　　3）脱漏

　　汲晋本是汲古阁本《乐府诗集》最初的刻本。就其版刻价值来说，它是汲古阁系统内最早刊刻的本子，是善本；但就其内容而言，错误很多。它不仅沿袭了祖本的错误，而且本身之臆改、讹误又不可胜计。但不管怎么说，从汲祖本到汲晋本的刊刻，《乐府诗集》重新有了一个定本。　　

　　汲晋本在刊刻的初始时期，并不为世所重。在清康熙六年（1667）陆贻典重校《乐府诗集》跋曰：“此书毛氏刻本远胜元本，惜乎世无有识之者。”这可能与两种因素有关－－战乱和印量有限。汲晋本《乐府诗集》的诞生，适逢明末战乱，政局动荡，出版印刷业自会受到影响。从汲晋本刊刻（ 1639 年）到毛晋过世（ 1659 年）二十年间正是清军入关后顺治初年的动荡时期。再据古籍印刷常识，一部书的初印约为四十部，这个印刷量是很小的；如果又不经重印，那么其流传有限可知。

　　三　汲本

　　汲古阁校刻书籍，有其自身的许多特点。汲晋本那种不依底本，多加臆改者，也不乏其例，如《书林清话》卷七载：“元大德本《后汉书》载陈鳣跋云：‘荛圃尝曰，汲古阁刻书富矣，每见所藏底本极精，曾不一校，反多臆改，殊为恨事。 '” 再有，再版重印时又加剜改，如校本陆游《南唐书》载顾涧临陆敕先校钱罄室本云：“汲古阁初刻《南唐书》，舛误特甚，此再刻者，已多所改正。然如《读书敏求记》所云‘卷例俱遵史汉体，首行书某纪某传卷第几，而注《南唐书》于下，开卷便见其谬'者，尚未改去。其它沿袭旧讹，可知其不少矣。”[5]汲古阁校刻《乐府诗集》正属于此种情况 —— 先后产生了在内容上出入相当大的三本：汲晋本、汲本和汲扆本。三本同出于一块书版，款式行格一概相同，不同的是后二本有大量的剜改。诸如卷四十八《襄阳乐》末一首“恶见多情欢，罢侬不相语。莫作鸟集林，忽如提侬去。”汲晋本此首脱，汲本补入。像这种在一块书版中补入一首二十个字的诗，定需将整块书版重刻。这种剜改的结果是产生了内容上差异相当大的三本。三本在内容上的区别大致是：汲晋本不仅沿袭了汲祖本的错讹且自身又增加了许多臆改讹误，汲本订正了汲祖本和汲晋本的部分错讹，汲扆本订正汲祖本和汲晋本的绝大部分的错讹，堪称校勘精审。以下我们先对汲本作一较为全面的论述。

　　（一）传世汲本概况

　　在我们所见的汲古阁本中，只见到唯一的一个汲本，也就是《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著录为“明末毛氏汲古阁刻公文纸印本，清翁同龢、翁曾文跋”本，现藏于上海图书馆。翁曾文跋中云：“ 此书乃汲古阁主人所刻，纸用残册，岂取其坚洁耶？然此为初印本无疑。内有朱笔评点，共六十四处，其改正者约廿处，系冯简园先生手笔。 ” （我们已将冯氏的评点辑出，虽数量不多，但包含的内容相当丰富，有校勘、有赏析、有笺释等等。）藏印有“虞山冯武”、“翁践孙”。据题跋与藏印可推知此书大约一直在常熟一地递藏，其顺序为：冯武 → 翁曾文 → 翁践孙。

　　近现代著名藏书家莫伯骥（1878—1958）在其《五十万卷楼群书跋文》中亦载有一个“明汲古阁刻本，用公牍故纸印”，当为上图藏本之外的另一个汲本。其判断依据有三：第一，莫氏为广东东莞人，其生平活动笵围在广东、香港、澳门一带。第二，莫氏的藏书来源不包括翁氏藏书，“北如意园之盛、临清之徐，南如揭阳之丁氏、南海之孔氏、巴陵之方氏、江阴之缪氏、茂苑之蒋氏、长沙叶氏之观古堂、独山莫氏之铜井文房、扬州吴氏之测海楼，最近蒙难之聊城海源阁……然其散出之旧椠精抄往往为伯骥所得。”[6]第三，莫氏之书多毁于日寇侵华之战火。故此可知在近现代至少有两个汲本流传于世。莫氏关于他所收藏的这个汲本有一个判断，他认为“此本用前明公牍纸背印，板新墨妙，当是初次雕成所印。”这个判断无疑是错误的，即便不以汲本的内容来判断汲本的刊刻先后，仅据版刻上的特点，也可以判定汲本产生于汲晋本之后。因为我们翻检上图汲本的过程中，发现部分栏线有细微的断版的痕迹，所以它必不是初刻初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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