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毛晋、王咸的校勘工作主要体现在这些方面：第一，排列绛宋本的异文。第二，偶有案断。为了便于分析，列举王咸、毛晋部分有代表性的校记于下。稍早于汲祖本，大约在 1637 年以前，常熟还有一个冯班的校本，亦是用绛云楼宋本校元本，冯校本已佚，但在陆贻典校本和劳权校本中尚保留了冯校，我们从陆校和劳校中将冯校辑出。

　　显而易见，同出绛宋的冯校，与毛、王二人的校记是有一定的出入的。这表现在：首先，较之冯校，王毛之校更为详细。我们曾对全书做过一个详细的统计，从数量上来说，王毛校可能要比冯校多出一倍不止；其次冯出校王毛未出校的情况亦有，但不多，应属于校勘中的自然现象，校勘中人为的疏漏在所难免。惟王毛校倍于冯校这种现象颇难解释。清初陆贻典发现了这一现象，并做出了解释。陆氏认为冯氏有据而王毛引据他书、忝加臆改是造成冯略毛详的原因：“大要冯氏所校，即未能详，而确有可据。”“惟毛氏刻本，亦出之牧翁宋刻，而与冯校往往不合。盖冯校失之略，毛校颇详，而末免引据他书，忝以臆改，宜其相去径庭也。”[4]经过对王毛校和冯校的分析比较，我们否定了陆氏的说法，理由是：

　　第一，陆氏此说建立在“毛氏刻本”与冯校的对比之上，毛氏刻本是以汲祖本为底本的付刻本，与汲祖本的差异很大，有较为严重的“忝加臆改”的倾向。（详情参下文）

　　第二，王毛出校、冯氏未出校者，可能有引据他书者，但更多的情况下是不可能引据他书的。我们在笺校《乐府诗集》的过程中，比较全面地接触了“他书”，诸如正史、野史、杂史、笔记小说、总集、别集等，即使将典籍亡佚的因素考虑在内，我们所涉及的“他书”的范围和数量也不会不及于毛晋、王咸。我们将王毛出校、冯氏未出校之处核之于“他书”，却发现这种异文常常是唯一的，它与各书都不相同。诸如卷八四刘琨《扶风歌》“冽冽悲风起”之“悲”，《文选》、《文选集注》、《艺文类聚》、《初学记》、《诗纪》俱作“悲”，唯有王咸出校为“长”。卷九十李白《横江词》“海鲸东蹙百川回”之“东”字，宋蜀本《李太白文集》、清缪曰芑影宋本《李翰林集》、元刻本《分类补注李太白诗》、丛刊影郭云鹏本《分类补注李太白集》、明鲍松刻影宋咸淳本《李翰林集》、清王琦辑注《李太白文集》、《文苑英华》、《万首唐人绝句》，俱作“东”，惟有王咸出校为“更”字。再如卷九四刘禹锡《堤上行》“长堤缭绕水徘徊”之“水”，宋绍兴本《刘宾客文集》、丛刊本《刘梦得文集》、《万首唐人绝句》俱作“水”，唯王咸出校为“太”。这些例子说明，王咸所出校的确实只能是绛宋本的异文。这更印证了绛宋是一个晚出的、舛误甚多的本子。

　　第三，王毛出校、冯氏未出校还有一些其它情况，诸如王毛明确出校为“宋刻作某，误”者，在这种情况下冯氏不出校，可能是因为这些错误太过明显，如卷八二白居易《忆江南》“日出江花红胜火”之“火”字，王咸出校“宋刻作少，误”。再有卷十四傅宋本、元本皆作《上寿酒歌》，冯未出校，独王咸校为《王公上寿酒歌》，实则是根据目录本校得来，亦非据他书增改。

　　总之，我们对王毛之校持肯定评价，我们认为，较之冯校，它更为详细地反映了绛云楼宋本的面貌。

　　王毛校记除了详细地排列绛宋的异文之外，尚偶有按断，如最为常见的“宋刻作某，误。”此外，还有对显误者的判断，有时亦稍有考证。下列几例：

　　卷六一曹植《当事君行》“好恶随所爱增”之“增”，王校曰“应作憎。”

　　同上曹植《当车已驾行》“侍者打觞”之“打”，傅宋、元本俱作“打”，王校“应作行。”

　　卷六二梁刘孝胜《妾薄命》“复传苏国妇”之“妇”字，毛晋明修本、丁丙明修本、陆贻典明修本作墨等。王咸补一“妇”字，出校为“宋缺臆补”。陆校作“宋本缺毛增妇。”

　　同上唐李端《妾薄命》“市里共乘舟”之“舟”字，傅宋、元本俱作“舟”，王咸校曰“市里非可乘舟，疑作辀。”

　　上述所列诸例亦同样证明王咸、毛晋的校记较为客观地反映了绛宋本的原貌。

　　原载蒋寅、张伯伟主编《中国诗学》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4 年 6 月第九辑

　　（三）汲祖本的评价

　　无疑，汲祖本在《乐府诗集》版本研究中的地位非常重要，这是因为：第一，它是用绛云楼宋本校过的，是复原绛云楼宋本的最重要依据。在绛宋亡佚的情况下，它与冯校就是绛宋研究的最宝贵的材料。第二，它是汲古阁本的祖本，是研究汲古阁版本系统的基础。可以说，它是绛宋本与汲古阁本之间的枢纽。

　　汲祖本的底本虽然是一个无补版的明修本，但属于后期重印本，漫漶、断板现象比较严重，这决定了它会不可避免地保存底本的一些失误。用作对校的绛云楼宋本，是一个比现存的傅宋本晚出的本子，脱漏、讹变、臆改现象严重。毛晋、王咸二人的校勘较为客观地反映了绛宋本的原貌，虽偶有按断，对绛宋的讹误稍有纠正，但要保留古本之真就必定要不可避免地保留绛宋本的诸多失误。绛宋本和明修本的版本价值在客观上决定了汲祖本的价值，也就是说，汲祖本是一个有先天缺陷的版本。

　　虽然它是一个有先天缺陷的版本，但它出现在明末元本将亡的情况下，以宋本勘定，并且是为了刊刻而产生的一个校本，在其基础之上，诞生了一个新的版本系统－－汲古阁本系统。在《乐府诗集》流传的历史上，亦可谓功不可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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