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坚即被认为是元末昆山腔的创腔者。元代人称散曲套数和杂剧为“乐府”,顾坚的《风月散人乐府》8卷,应是散曲集;作者将自己的作品集《风月散人乐府》和《陶真野集》明确分开,则后者应是模仿民间“淘真”形式的作品集。这条记载中的杨铁笛,即杨维桢(1296-1370),字廉夫,浙江会稽人。据明万历间臧懋循(?—1621,浙江长兴人)《负苞堂集·文选》卷3〈弹词小序〉载:
近得无名氏《仙游》《梦游》二录,皆取唐人传奇为之敷演。深不甚文,谐不甚俚,能使騃儿少女无不入于耳而洞于心,自是元人伎俩。或云杨廉夫避难吴中时为之。间闻有《游侠》《冥游录》,未可得,今且刻其存者。
同卷〈《游侠录》小引〉说:
余少时,见卢松菊老人云:杨廉夫有《仙游》《梦游》《侠游》《冥游》录各四种,实足为元人“弹词”之祖。每恨无门得之。后四十年,而得《仙游》《梦游》二录于里中蚕妪家,校刻行世矣。又十年,岁壬子,以采茶过寿圣寺。……忽竖子坠阁下,云承尘中多藏书。……亟命检之,则所谓《侠游》者在焉。读其书,较前二录小异,而豪爽激烈大过之。摸写当时剑仙诸状,若抵诸掌。诚千古快事!
臧文提到的杨廉夫(维桢)“四录”,是在元末“避难吴中”时所作。与《南词引正》所载一起来看:顾坚作过《陶真野集》10卷;杨维桢当时与顾坚为友,他也取唐人传奇故事模仿民间陶真的形式作此“四录”,并非没有可能。但元代文献中尚没有“弹词”之名,臧懋循说杨维桢作的“四录”是“弹词”,是明代中叶后的看法。顾坚的《陶真野集》和杨维桢的“四录”都没有传本,但从顾自称其作品为“陶真”,且为“野”集;后人视杨的作品为“弹词”,称这些作品“深不甚文,谐不甚俚,能使騃儿少女无不入于耳而动于心”,可知它们确系模仿民间七言诗赞体的通俗文学读物;同时也说明,元代江南一带民间流行这种文体的说唱艺术。
明代中叶后江浙地区的许多文献中,把“陶真”落实为民间盲艺人演唱的一种说唱艺术及其唱本。如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卷20“熙朝乐事”中说:
杭州男女瞽者,多学琵琶,唱古今小说、平话,以觅衣食,谓之“陶真”。大抵说宋时事,盖汴京遗俗也。瞿宗吉(佑)〈过汴梁诗〉云:“歌舞楼台事可夸,昔年曾此擅豪华。尚余艮岳排苍昊,那得神宵隔紫霞?废苑草荒堪牧马,长沟柳老不藏鸦。陌头盲女无愁恨,能拨琵琶说赵家。”其俗殆与杭无异。若《红莲》《柳翠》《济颠》《雷峰塔》《双鱼扇坠》等记,皆杭州异事,或近世所拟作者也。
另外,明郎瑛(1487-1566,浙江仁和人)《七修类稿》卷22〈小说〉条中说:
闾阎淘真之本之起,亦曰:“太祖太宗真宗帝,四帝仁宗有道君。”国初瞿存斋过汴之诗有“陌头盲女无愁恨,能拨琵琶说赵家”,皆指宋也。
明周楫《西湖二集》卷17《刘伯温荐贤平浙》“入话”中说:“那陶真本子上道:‘太平之时嫌官小,离乱之时怕出征。’”。
上述这些记载,说明明代的“陶真”有以下特点:它是宋代流传下来的一种说唱艺术,所唱“古今小说、平话”的题材也多是宋朝故事;陶真的演唱者是男女盲人,他们以此为谋生的职业;陶真的伴奏乐器是琵琶;陶真唱词是七言诗赞体,唱本开头有“太祖太宗真宗帝,四帝仁宗有道君”之类的套头话。《西湖游览志余》引明初瞿佑诗,说明明初在河南开封地区也流传这种说唱形式,但南北方的方言差别很大,他们演唱的曲调会有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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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民间文化青年论坛 2004-5-11 04:41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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