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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选举贤良制度
汉代选举用人，采用察举制度，主要是常科察举。此外，皇帝下诏求贤也是补充方式之一。黄留珠先生就将皇帝下诏选举贤良方正、贤良文学、敦厚和明阴阳灾异者作为察举中的特科加以考察。他指出贤良方正、贤良文学、敦厚、明阴阳灾异等科的选举大多与自然灾异有关[38]。确如黄先生所说，汉代有多次诏书在自然灾害爆发后，提出要选举贤良。这种诏书的表面目的，一是皇帝自责，向天下谢过，二是真正求贤，希望为朝廷指谪缺失，扫除纰政。因灾异而下诏选举贤良，大约始于文帝。这两种目的在文帝二年的诏书中都很明确[39]。文帝后，因灾异而下诏求贤选举层出不穷。宣帝[40]，元帝[41]、章帝[42]、桓帝[43]都曾下诏求贤。
汉代政治思想受天人感应影响深远，在董仲舒上天人三策后，影响更大。皇帝下诏的真正目的实际上一是安抚民心，二是抚慰天心。和帝的诏书就指出有司应该“上当天心，下济元元”[44]。正是因为汉代思想受天人感应影响，皇帝下诏的目的在于安抚人心、天心，有的皇帝在灾异发生后径求“明阴阳灾异者”，而不是笼统地说“贤良”了[45]。在东汉，这种诏书仍不鲜见[46]。
灾害发生后，统治者除了要求选举贤良，还能听取谏臣意见。《汉书》卷六十《杜周传》载：昭帝时杜延年“见国家承武帝奢侈师旅之后，数为大将军(霍)光言：‘年岁比不登，流民未尽还，宜修孝文明政，示以俭约宽和，顺天心，说民意，年岁宜应。’光纳其言，举贤良，议罢酒榷盐铁，皆自延年发之”。皇帝在有灾异时也能听取谏臣的意见，远佞臣，亲贤臣。如成帝年间，“时数有灾异，丞相司直何武上封事曰：‘……光禄勋(辛)庆忌行义修正，柔毅敦厚，谋虑深远。前在边郡，数破敌获虏，外夷莫不闻。乃者大异并见，未有其应。加以兵革久寝。《春秋》大灾未至而豫御之，庆忌宜在爪牙官以备不虞’。其后拜为右将军诸吏散骑给事中，岁余徙为左将军”[47]。
7、大赦制度
大赦制度是汉代统治者在灾异爆发后消灾的重要手段。赦免制度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根据《尚书·吕刑》的记载，至迟在西周中期，我国的法律中就已经有了关于赦免的规定[48]。先秦时期，赦免缘由多种多样。因灾异而大赦虽然少，但已经出现。《左传·文公十五年》载公元前612年，齐国发生日食，统治者认为是不祥之兆，实行了赦免。《史记》卷四十一《越王句践世家》载陶朱公的次子在楚国犯法，陶朱公派长子贿赂楚王宠臣庄生。庄生见楚王，假托天上的星象显示有凶兆，要求楚王实行仁政。楚王决定大赦。这说明先秦时期，大赦已经成为统治者禳弥灾异的手段。
汉代秉承了先秦时期灾异之赦，只是赦免范围更加广泛，次数更多。董仲舒总结了天人关系的表现，认为人间的政治过失会使上天生气、震怒。天怒则通过自然界的灾异，诸如地震、日食、月食、水旱灾害体现，皇帝应该改正错误，免除上天降的灾害。这就为实行赦免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持。灾异之赦在汉代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有研究认为，“灾异之赦几乎占了整个汉朝赦免总数的三分之一”[49]汉代的灾异之赦多次与其它禳灾措施同时实行。《汉书》卷八《宣帝纪》载：本始四年(前70)“郡国四十九地震，或山崩水出。诏曰：‘盖灾异者，天地之戒也。朕承洪业，奉宗庙，托于士民之上，未能和群生。乃者地震北海、琅邪，坏祖宗庙，朕甚惧焉。丞相、御史其与列侯、中二千石博问经学之士，有以应变，辅朕之不逮，毋有所讳。令三辅、太常、内郡国举贤良方正各一人。律令有可蠲除以安百姓，条奏。被地震坏败甚者，勿收租赋。’大赦天下。上以宗庙堕，素服，避正殿五日”。元帝在初元二年(前48)[50]，顺帝在延光四年(125)[51]，都曾下诏大赦。有学者据此以为：“汉时国家颁布的赦免令，不仅免除罪犯的刑事责任，而且免除人们的民事义务”[52]。这显然混淆了汉代诏书的内容与形式。我们在一个诏书中确实发现有赦令和其他赦免事宜，但我们不能就此认为赦令包括其他赦免事宜。实际上只是赦令与其他赦免事宜在一个诏书中共存。赦令只是赦免当时的罪人，不涉及其他。《太平御览》卷六五二刑法部十八载《汉旧仪》曰：“践祚、改元、立皇后太子，赦天下。每赦自殊死以下，及谋反大逆不道，诸不当得赦者，皆赦除之。令下，丞相、御史复奏可。分遣丞相、御史，乘传驾行郡国，解囚徒，布诏书。郡国各分遣吏传厩车马，行属县，解囚徒”，详细介绍了赦令的内容及运行程序。
灾异之赦所需国家成本不多，又能笼络人心，所以禳灾时受到统治者的普遍欢迎，灾异之赦甚至多次成为两汉政府禳灾的唯一手段。元帝初元三年(前46)四月，茂陵白鹤馆灾[53]，孺子婴居摄三年(8)春地震[54]，政府都仅大赦。东汉这样的灾异之赦更多。
灾异之赦虽然目的是为了防止灾害，笼络人心，但并不是任何罪都能赦免，谋反、大逆等不能赦免的罪在赦免诏书中做了说明[55]。
8、录囚制度
录囚是我国古代司法制度史上的一项重要制度，它是指对监狱在押犯进行审录复核，对狱政管理状况进行监督检查，以纠正错案、督办淹狱、宥减轻系的制度。政府派遣官员省察狱政的情况由来已久，但录囚制度正式出现则在西汉武帝时期[56]。汉制规定，刺史“常以八月巡行所部郡国,录囚徒”[57]。在董仲舒等人的大力推动下，天人感应思想弥漫整个社会，阴阳灾异论者将灾害归结于阴阳失调。牢狱中有囚犯如有冤情，则会生成冤气，打破阴阳二气的平衡，形成灾害。如果能将冤假错案平反，则能和顺阴阳，将灾害消除。所以，在阴阳灾异论者的推动下，录囚这一司法制度工作与减灾紧密联系在一起。为减灾而开展的录囚工作，其方式有了变化，不再局限于在固定的时间由固定的官员办理，录囚时间往往在灾害发生时或发生后，录囚工作的主持者也时有变化，有时皇帝、皇太后亲自录囚。
灾害爆发后，西汉政府有时派遣使者到各地录囚。西汉谏大夫、博士等的录囚工作[58]虽然和灾害联系在一起，但其目的并不是消减灾害，而是宣扬皇帝仁政。
东汉时继承了西汉灾害时录囚的传统，录囚次数更多，目的也从单纯的仁政转向为平衡阴、阳二气，消减灾害。东汉光武帝时已开始认为旱灾与冤狱有关。光武帝建武五年(29)，“夏四月，旱，蝗。…五月丙子，诏曰：‘久旱伤麦，秋种未下，朕甚忧之。将残吏未胜，狱多冤结，元元愁恨，感动天气乎？其令中都官、三辅、郡、国出系囚，罪非犯殊死一切勿案，见徒免为庶人。务进柔良，退贪酷，各正厥事焉。’”[59]光武帝没有录囚，但将大部分罪犯减刑。最早朝廷因旱灾而录囚是在明帝时期。《后汉书》卷二《明帝纪》载：永平十八年(75)“四月己未，诏曰：‘自春已来，时雨不降，宿麦伤旱，秋种未下，政失厥中，忧惧而已。其赐天下男子爵，人二级，及流民无名数欲占者人一级；鳏、寡、孤、独、笃癃、贫不能自存者粟，人三斛。理冤狱，录轻系。二千石分祷五岳四渎。郡界有名山大川能兴云致雨者，长吏各洁斋祷请，冀蒙嘉澍。’”明帝开始将录囚作为消减旱灾的一项措。东汉后来诸帝将之继承发展，录囚逐渐成为东汉祈雨、减灾的一项重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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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国学网－中国经济史论坛 2006-0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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