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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就目前的发展态势而言,功能学派由于更加贴近社会现实,在“传统—现代”的重大变革研究中更具针对性和应用性,由这一传统所倡导的社区方法论,已经成为中国人类学最主要的研究取向。相比之下,由于对历史学派的形成产生过重要影响的进化论、传播论等早期人类学理论流派已淡出主流,加之后现代思潮的冲击,该学派的传统因受到多方挑战而有式微之虞。毋庸置疑,历史学派在特定的发展阶段的确存在局限,但这些局限多属“时代”的烙印,它“以人类学眼光处理中国材料”的基本立场决定了它是一个可以与时俱进的传统,若在理论更新、视野拓展的基础上自我扬弃,定能寻求与现实需求和当代学术热点的紧密结合,从而焕发出新的活力。这主要表现在:
第一,物质文化研究仍大有可为。物质研究在当代国际人类学的回归,已表明新时期的物质研究与后现代的有益反思并不矛盾。强调物质文化研究的根本性,可以避免把物质与社会文化相割裂,过分强调文化的个体经验、主观直觉从而导致某种“不可知论”的弊病。历史学派在物质的社会属性、物质的文化史等方面多有建树,而物质世界的流动性与意义转换,“物”与“人”的相互生产和塑造,中国传统社会不同时空、不同族群关于物质的知识体系的建构过程,及其与更高层级的社会文化和知识体系的互动关系等等,将极大地丰富物质生产与社会再生产这一组经典关系的内涵,并深化我们对其的理解。
第二,民族、社会、文化、历史的整体观仍是不可或缺的基本视角。历史学派的研究始终围绕“中国的民族、社会与文化”这一大主题,同时又能兼顾整体的综合与单个民族或文化现象的深入探讨,使“整体的局部”与“局部的整体”之间有机的、相对的关系得到了辩证的体现。这一方法既回应了在中国研究中如何做“厚描”的问题,又能有效校正当代社会人文研究普遍存在的“碎化”倾向。相对于社区方法论之于中国“复杂社会”研究的张力而言,历史学派在这方面的矛盾较不明显,正是因为他们找到了连接“简单”与“复杂”、“小地方”与“大国家”之间的桥梁:历史。而历史和文化的多元和分层及其与中国的整体性之间的内在关联,则是近年来各学科共同关注的重大课题。
第三,从民俗到宇宙观,仍然是推动跨学科对话与整合的重要动力。近年来兴起并引起广泛参与和讨论的历史人类学,正是发端于此。由于民俗与宇宙观所代表的恰是“文化”的两端——“表象”与“结构”,因此从民俗到宇宙观的研究,既能打通社会组织与观念世界,也是摆脱“变—不变”二元对立的纠缠、寻求文化及其传承机制的必由之路。对于时下文化遗产热中视“遗产”为“碎片”、或把它抽离出民俗而使之“博物化”或“商业化”的倾向,也只有把“穿越时间的文化”置于从民俗到宇宙观的体系之中来把握,才能纠正其偏颇并充分还原“遗产”作为文化“活体”的意义和价值。
第四,作为人类学的立足之本与最终诉求,文化类型与文明史研究,不仅可以突破“国家—社会”框架的束缚,还能打破各种“中心主义”的偏见,使我们能够更加客观地看待和分析世界秩序的形成演变以及中国的文化和历史在其中的位置。就近年来一再被强调的人类学的中国化努力而言,在“国家”框架下积累的“地方性”民族志书写,虽成果丰硕,但也面临“太过本土化”的批评。而重返并更新从文化类型到文明史研究的视角,对于把中国人类学引领至更具有“世界眼光”的高度无疑具有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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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光明日报 2009-06-11 0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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