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志/民俗志

　　裂缝中的地方社会结构过程

　　确实，在2002年娘娘庙会现场能真切地感受到传说、庙会仪式和C村文化性格三者之间的良性互动。但是，这样一个有着多种良性功能，却又以“看香”为核心的乡村庙会究竟应该怎样定位?村民们为什么要顺从县城文化人对传说的精细化整理，并将其定格?村民们究竟在寻求什么?

　　2003年初春，当笔者重访梨区时，路过Z县城。县委门口守门的年轻公安人员对我说：“你调查庙会?那有什么好调查的?去龙牌会吧!那是民俗，是民间文化，其余的都是迷信!”这虽然是一个普通城里人的话，但它却表明了一种判断：娘娘庙会是“迷信”!改革开放后，就整个国家的大政方针而言，包括乡村庙会在内的民俗经历了“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到新近的“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定”、“民间文化遗产的抢救与保护”的政策导向转变。诸如乡村庙会这样，有着多种成分的民俗—民间文化也就获得一定意义上的合情、合理甚至合法的存在空间。

　　对于作为民间文化的乡村庙会的传承、挖掘、保护，不同的参与者有着不同的目的。相对而言，诸如“行好的”一类传承者更为关注是否容许他们烧香拜佛，是否能使自己村有一件轰轰烈烈、红红火火的大事；地方当政者更在意庙会能否发展地方经济、推进地方文化建设；旅游开发部门及文化公司更注重其经济效益；宗教管理以及执法部门则仍谨慎地审视这其中究竟有没有“迷信”；民俗学者、地方学者更在乎的是其中的传统文化价值及其意义解读，等等。这样，一个本身就有着多种成分，并作为乡村生活一部分的庙会能否得到保护，能否顺利举办，甚至能否修建庙宇，就取决于参与诸方的调适和妥协，以及怎样调适、妥协。不但对不同的庙会有不同的表述，就是同一个庙会，在其仪式实践层面并没有太大变化的情况下，在不同人的口中、在不同的场景都会获得不同的表述。

　　这样，对于仪式的实践者而言，今天以敬拜、看香为本源的乡村庙会已经不是“国家在场”、国家监控的问题[13]，而是希求国家的在场、国家的参与，从而在已有的社会(文化)合法性的基础上，为自己的存在谋求行政合法性和法律合法性[14]。在此过程中，原本与庙会融为一体，解释庙会起源的传说、彰显主祀神地位及神格的传说就有了举足轻重的意义。

　　针对同一庙会，地方文化精英、神职人员和以农民为代表的纯下层民间三方的解释并不相同。地方文化精英的解释文本逐渐向“学术普通话”靠近，以知识界通行的词语更新原有的地方民间词语，或用学术普通话语法重新组合传统词语[15]。其实，学术普通话本身也是庙会解释文本的一类，并被决策者、文化开发商以及地方精英、仪式的传承者所参考。

　　梨区龙牌会所供奉的龙牌是“勾龙”，如今已经成为龙牌会起源之正统说法。这一解释性传说就是1990年代初，地方精英在民间关于龙牌会的模糊表述基础上附会的结果。后来，经过学者的引用和进一步阐释，该说法渐渐为龙牌会会头所接受，并成为对龙牌会的主导性解释文本[16]。在部分学者的表述中，龙牌会弘扬的是龙文化，是中华民族龙崇拜、龙图腾的活化石，这逐渐被“行好的”以及县、镇各级政府认同。近五六年来，在龙牌会中影响日渐增大的一个“香道的”就多次强调，龙牌会弘扬的是龙文化，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真的、正的和善的。2001年，Z县县政府已将龙牌会视为促进县域经济发展的“人祖文化”。在当年龙牌会期间，县委县政府与河北省民俗学会等多家单位联合举办了“河北省首届龙文化研讨会”，县委县政府的主管领导还参与了龙牌会现场的“龙文化博物馆”奠基仪式。2003年龙祖殿修建完工，在龙牌会期间，县、镇主管领导及部分学者参加了落成典礼。2004年，龙牌会的文化开发被视为领跑Z县经济的“朝阳产业”。在多个异质性群体的参与下，原本为一个村庄所崇拜的龙牌逐渐升格为中华民族精神的载体和象征，龙牌会也成为一种具有再生能力的文化资本。尽管政府只提供了政策和用地，但依然以烧香上供、看香为核心的龙牌会却较为顺利地获得了当今国家框束范围内的多种合法性，并在事实上谋求到“庙”的修建。在一定意义上，从1980年代还受到不同程度压制的临时大棚到龙祖殿的修建，在这一过程中当今知识分子扮演了重要的角色[17]。包括新闻媒体、调查者和当政者等来自于“上边的人”与“行好的”完成了心照不宣的共谋和妥协[18]。

　　“龙文化博物馆”的奠基仪式无疑使梨区“行好的”人们心中充满了希望。2002年，娘娘庙会对再度整理后的传说的认同和彰显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正如龙牌会的起源本身就与龙有关，“娘娘”救“真龙天子”刘秀这个释源性传说自然给审时度势的二大队人提供了一个挖掘、弘扬民俗文化的契机。况且，那位文化人对传说的再度整理本身就没有伤筋动骨，相反，人名真实化、情节合理化更能够表明传说所表述事件的真实性，所以会甄别、会选择、会利用的村民们非常乐意地接受了整理后的传说，并极力张扬之。因为不可能建庙，C村人就力求以娘娘传说和庙会为基础，建立一个“刘秀走国汉文化博物馆”。这样，在2002年娘娘庙会期间，“国家”不再使偏处一隅的娘娘庙会感到恐惧进而排斥，反倒成为被热情邀请并希望出席的对象。犹如一道道门，“欢迎各级领导光临指导”、“欢迎专家学者莅临指导”的醒目标语横挂在神棚前方的南北主街道上空。显然，这一主旨与要搞文化建设、求经济发展的地方基层政府有更多的共同话语。2002年五月二十九中午，庙委会、村委和部分“上边的人”也就坐在了一起，商讨娘娘庙会的现状与未来。

　　依然存在于主流话语中的，对乡村庙会的“民间文化—封建迷信”两可表述之间的裂缝也就成为娘娘传说、娘娘庙会和敬拜娘娘的村落三者之间互相建构的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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