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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庆仁教授 |
徐杰舜（以下简称徐）：很早就想采访您，今天才能如愿。据说您是吴文藻先生的关门弟子，我想先了解一下您对老师现在还有什么印象和记忆？您从吴先生那里得到的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王庆仁（以下简称王）：好的。我认识吴文藻先生是在1979年，也是我研究生入学那年。在这之前我对他了解并不多，因为那时上海大多数人不仅对吴文藻先生不了解，就是对人类学、民族学了解的人也极少。我了解人类学和民族学是从考研开始的。我原在华东师大学过历史，对原始社会史比较感兴趣，但这个方向在当年的招生简章上北京和上海两个地方的高校都没有人带，只有与此相近的中央民族学院（中央民族大学的前身）民族学专业招生，于是，我就报考民族学。即便是那时，我对吴文藻先生以及他在社会学、人类学和民族学界的影响还都很不了解。直到入学以后才知道吴文藻先生在这三个专业领域都是资格最老的且影响极大的前辈，我暗自庆幸自己运气很好。
徐：您确实很有运气。
王：谢谢。后来我又查了一本日本人编的《世界名人辞典》，在这本辞典里关于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界只提到了三个人的名字：吴文藻、费孝通、林耀华。这样又证实了吴先生在这个学界的地位。当时这个研究方向的指导老师有三位，除吴文藻先生外，还有林耀华先生和金天明先生。我主要由吴文藻先生负责指导。当年考上这一方向的共有四个人，因此我们四个人都是吴文藻先生的学生。
徐：另外三位是谁？
王：陈长平（毕业后与我一直在同一单位）、张雪慧（现就职于中国社科院历史所）、霍建民（原在中国地图出版社，后出国了）。我们四个实际上还不算是“关门弟子”，因为在我们1982年毕业的同时，同样专业方向并且同是上面三位导师又招了一届学生，也是四个，他们是张海洋、纳日碧力戈、龙平平、关学君。他们这一届才是真正的关门弟子。不少人把我当作关门弟子，一来是不了解上述的情况，二来是因为我的论文是吴先生指导的，毕业后又作为吴先生的助手留校工作，与吴先生接触比较多，直到他1985年去世。
徐：吴先生的学问是学界公认的，您作为他的弟子和助手，从今天这个角度，怎样看待吴先生在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界的地位和贡献？
王：我对吴先生较多的了解是从为他起草自传开始的。记得在1981年时有一个杂志叫《晋阳学刊》，他们找到吴先生，希望吴先生为他们的《社会科学家传略》栏目写个自传。吴先生答应了并把这事交给我。在撰写过程中，吴先生与我进行了多次谈话并给我提供了不少相关材料，我自己也去北图查阅了许多资料，在此基础上写成了一万多字的《吴文藻自传》。吴先生这个人向来比较严谨，当时他认为一万字大大多出了该刊原定六千字的要求，要我删掉四千字。我觉得太可惜，力主先寄过去，如果该刊认为一定要删，那就再删也不迟。吴先生勉强同意。稿子寄过去之后，《晋阳学刊》不但没有要求改，而且打电话给吴先生说非常满意。后来还有人就这篇自传专门写了高度赞扬的评论。通过给吴先生写自传，我对吴先生才有了比较全面和深入的了解。
自1985年吴先生去世以来，已过去21年了，我们国家的人类学、民族学有了很大的发展。回想起来，我觉得吴先生这一生的贡献主要有这么几点：首先就是介绍和引进西方的学术思想，其中既有社会学的，如“现代法国社会学”（上篇载《社会学刊》第3卷第2期，下篇载《社会学刊》第4卷第2期）、“德国系统社会学派”（《社会学界》第8卷）、“冯维史的经验学派社会学”（《社会研究》第86期）等；也有民族学与人类学的，如“功能派社会人类学的由来与现状”（《社会研究》第111期、第112期）、“布朗教授的思想背景与其在学术上的贡献”（《社会学界》第9卷）、“英国功能学派人类今昔”（《民族研究》l98l 年第1期）、“战后西方民族学的变化”（《中国计会利学》 l982年第2期）等。在我们刚入学的时候，由于时代的局限，有关国外的学术思想方面的文献很少，因此整个学术界对国外相关学科的学术状况很不了解，尤其对国外最新的学术动态不了解，吴先生的介绍可以说非常及时，而且基本是同步的。这一点现在几乎没有什么人能做到。
徐：这一点很重要，同步介绍学术前沿这是需要动力的。
王：我觉得目前我们对西方学说的了解不是太多，而是还很不够，尤其是同步介绍太少，这可能与我们没有形成一批专门从事翻译和介绍国外学术动态的队伍有关。
徐：拿吴先生那个时代和我们现在来比较，吴先生对功能学派的介绍，非常易于我们国内的人理解和接受。现在有些学者介绍西方的东西我们看不懂，这是一个很大的反差，我觉得回顾吴先生这方面的贡献，很值得我们学习。
王：是的，我们应该学习吴先生的这种学术敏锐性。此外，还要注意加强自己国学的功底，也就是说，要加强对中国本身历史文化的深度了解和国语的修炼。这方面我们仍然要向吴先生这辈人学习，他们不仅外文很好，而且国学功底也很深厚，吴先生任教期间就讲授过中国思想史；潘光旦先生的国学功底则更为突出，费孝通先生等人国学基础也都不错。
徐：这些大师们的国学功底是非常深厚的，同时他们又接收了西方的学术思想。可以说从这个方面他们都是中西合璧的大手笔，这点很值得我们后来人学习。您今天讲到这个国学的问题，正好是我想和您探讨的。我想和您讨论一下国学与人类学的关系。为什么要讨论这个问题呢？因为现在有很多的高校，例如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都在提倡国学研究，人民大学还成立了国学研究院。《光明日报》办了国学专栏。那国学到底是什么？它与我们现代人的生活有什么样的关系？国学与中国文化的发展是什么关系？我很想听您谈谈看法，而且我听说您去北大讲《易经》。《易经》就是国学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好像一般人的传统看法国学就是对古典文献的注释，如果纯粹的复古，那国学还会有什么发展？我就是很想听听您对国学与人类学关系的看法，两者是否有关系？如有，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王：按我的理解，国学就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国学研究应该是一个较大的范畴，不应该只是文献。对中国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研究，都应包括在国学研究的体系中，比如考古发掘出来的文物和古典文献的互相印证的探讨就应该是国学研究的一部分；对中国少数民族历史文化的研究也应该是国学的一部分。因此，国学应该在广义上界定为研究中国各民族文化的一门学问，不应只局限在文献。
徐：您这个观点我非常的赞同。国学是讨论中国各民族文化的学问，那么我们以人类学的眼光来看国学，它的载体是什么？它的对象是什么？它的主位是什么？谁是国学的承受者？也就是说国学作为一种文本表达，它反映的是谁的生活？
王：我个人认为，从人类学的眼光来看，国学的载体、对象、主位、承受者及其文本所要表达的就是中国的56个民族以及台湾的少数民族，56个民族以及台湾的少数民族祖祖辈辈的社会文化生活。
徐：那就是中华民族了。
王：对，中华民族，由56个民族以及台湾的少数民族共同组成的中华民族。现在的国学研究只研究汉族古典文献，无意中给人们造成一种固定的印象，似乎只有研究汉族文化才是国学，而研究少数民族的文化就不是国学。这是有失偏颇的。我要特别强调的是，国学的“国”是中国的“国”，国家的“国”，不是汉族的“汉”，汉族是中国的主体民族，但不是中国的唯一的民族，如果认为国学就是汉族的学问，这无意之中就把55个少数民族以及台湾的少数民族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中的“一体”给割裂开了，这是极不可取的。国学是相对于西学而言的，只要是研究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学问都应该叫国学。
徐：您刚才讲的其实是个非常好的建议：西学它所表达的是西方民族的文化生活，那国学所表达的当然是中国人的生活与文化。这里理应包括少数民族的文化。既然这样，您认为国学与人类学的关系应该是怎样的？人类学在国学研究中能不能起到它应起的作用？
王：我觉得国学与人类学、民族学的关系是极为密切的，就好像是两个有80%面积相重叠的圆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国学应该把人类学和民族学对中国少数民族的研究都包容进去，人类学和民族学同样应该把国学的内容包括进来，传统的国学研究应该关注人类学和民族学的研究成果，人类学和民族学工作者同样也应该关注国学的研究成果，国学研究者可以加入到人类学民族学中来，人类学和民族学工作者同样可以加入到国学研究中去。当然人类学与民族学的研究范围要更宽泛些，因为人类学和民族学的研究范围是世界性的，也就是说，全世界所有的民族、所有的文化都在其研究视野之中。国学研究可以在人类学民族学中起重要作用，例如，人类学和民族学中常用的文献研究法；人类学和民族学对国学研究同样也可以起到重要的作用，例如，用民族志材料解释古代文化之谜。实际上，人类学和民族学界已有部分学者加入到传统的国学研究之中，如对汉民族研究，徐教授您在这方面做了富有成就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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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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