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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 研究上写的东西不是靠拍脑袋写出来的。
金：对，您说得对，所以我们现在文章根本来不及写。以后怎么办？我们的想法还是这样，我们把自己定位在什么地方呢？定位在为这个领域、为这个学科积累数据。因为从现在来看的话，这些事情我们不做，谁做？那我们的想法就是让这些数据大量的产生，在原有的基础上继续往前走。然后把这些数据给这个学科，大家都能去用。
徐： 相当于说这是名副其实的现代科学研究，中心就是数据，大量的数据可以向社会公开了。
金：而且我们也定位得很清楚。传统人类学的东西呢，我们会去做。我们实际上也在做体质人类学，处于学习的阶段，不是我们的长项。那我们希望能够做什么呢？我们希望能够把传统的体质人类学和现代的分子人类学和现代的遗传学能够很好的结合。做什么事情呢？比如说，象发旋，指纹，肤纹，眉毛的形状等。我们希望通过遗传学的手段，把基因给找出来，就是说，体质人类学的变异究竟是那些变异造成的。在这个高度上，我们觉得体质人类学和分子人类学就真正统一起来了，都变成一样东西。
徐：这是很好的一个学科互动。
金： 对，我想这个就是我们的初衷，就是用遗传学的办法去解决人类学的问题。
徐：人类学长期以来，不管是体质人类学也好，或者是人类生物学也好都处于一种停滞的状态，因为它没有找到新的工具，更没有新的理念，那现在分子人类学出现以后，它就是产生了一个新的理论，同时也有了新的工具。原来只能提到皮肤的颜色，你的头发形状和你的额头怎么样，它只能从这个方面来描述。而你们的分子人类学创立以后呢，它就渗入到人的DNA，基因里面去了，这就决定了遗传更深层的含义。我为什么对这个问题这么感兴趣呢？因为二十多年前我写《汉民族的发展史》的时候，我批判过中国人西来说。后来当我评教授的时候，别人就问徐老师，你现在对你的著作当中这一部分还有什么看法。我说我现在觉得很肤浅，变成一个笑话了。因为当时已经有了这种说法了，有一派就是这样说了：你现在没有证据说明他是错的，因为他有考古的证据，而我们讲中国人就是中国子孙也有好几种，就像北京人啊，山顶洞人这些，我当时不知道谁对还是谁不对，但起码说明我在不断思考。但是怎么样证明我这个错了呢？证明非洲说是对的呢？或者多元说是对的，就是我们有一元论，二元论还有多元论。今天你的话就很清楚的说明了多元论是不对的。这是古人类学的一个前沿，也是我长期以来研究汉族也好，研究中国民族的起源也好，就是说源流问题吧，都是很重要的。我还写过一本《中国民族史新编》，这个源流按照我的理解，按照文献的记载，我做过一些分析。但是现在根据你的说法，中国人的源流应该重新思考了。
金：我觉得学问有两种做法，这两种都通都对。一种是批判式的，就是对提出的各种假说和学说用一种批判的眼光仔细的去审视，然后跟现有的知识进行比对，然后说这个东西对或不对，这是一种做法。还有一种做法就是我们实验室的做法，至少我自己很努力地去推行这种做法。我们不单纯地批评，我们提出假设，然后去检验这个假设对或不对。或者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有一个叫举证责任。对重批评的学者来说，他们是把举证责任推给对方，而我们的做法呢，我们把举证责任揽给自己。
在法庭上的话，关于举证责任，跟原告和被告纠纷的内容有个判决，也就是举证责任由谁负，而对我们来说的话，对于自然科学的话，不论怎样都是我们自己负。因为有了举证责任的话，至少我们可以产生大量的数据，而这些数据呢，可以让各个不同的，各种方面的学者去研究，去批评，去构建他们新的理论，那我们的责任就是提供资料。提供资料的时候呢有两种做法，一种做法呢，就是说一种盲目的去产生大量的数据，但是这么去做对不对呢？也对，但它有个前提，是什么呢？你有很多经费，很多资源，很大的能力把这些资料产生出来。而我们呢，往往是倒过来做，就是说问题在什么地方，关键的问题在什么地方，然后它需要什么样的资料，那我们先去做这部分资料。先就是说回答那些重要的问题。因为一旦重要的问题我们有一定的了解后，我们可以提出更深刻的问题。那我们的认识就更进一步。可以提出更深刻的问题，那根据这些更深刻的问题，再回过头来看，我们还需要怎么做，就这样一步一步往前走。这是我们实验室的一种风格，做事情的方法。
徐： 您回到这个复旦大学，搞这个实验室，请回忆一下最近10年来最重要的事情。
金： 我们应该是无论在思想方法上，在数据的质和量上，还有是分析手段上在国际上是相当领先的。
徐： 你觉得这东西意义在哪里呢？因为这东西国内人类学在近20年，从传统上讲文化上讲都有了相当大的进步，有好多好多国外回来的专家，如景军、周大鸣，这一块的发展呢，我觉得有国际化的趋势了。但比较而言呢，在文化人类学这一块呢，还是西方相当领先。但我现在看了你们的博士论文，听了金教授这番话，更增强了我的信心，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还想请教金老师。我们中国的人类学，分子人类学还是人类生物学，为什么我们能够达到这个水平，你又是经过自己怎样的努力，走到最前沿的？
金：我是觉得一个课题组的科研能力，很大程度上与这个课题组的文化相关。而我们这个课题组的文化又跟我的工作方式有关。因为我前几年不得不两边跑，使我不得不依靠学生，可能学生的感觉跟我不一样。一个特点，第一年进实验室，尽可能让他们跑田野采集，我自己感觉一个年轻的孩子，只要去一两次野外，回来就不一样，这里面一个是吃苦，再一个让他们看到了这个社会基层的东西。他们以后再做实验的时候不是面对的一份一份DNA，而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而且在田野里面呢，他会产生一种感觉，对他研究的课题的这样一种感觉，而这种感觉呢，在实验室里是产生不出来的。另一个特点是，第一年的学生我基本上不管。不管到什么程度呢，刚才在提覃振东，覃振东长什么样？我开始不知道，就是说刚刚进实验室的学生我就有意识地不睬他，我把注意力放在比较高年级的学生身上。让一年级的学生自己独立去思考，不给他们具体课题，让他到处看，同时他在这过程中也学会了怎么样跟人打交道，跟师兄师姐怎么样去打交道。课题上采取一种学生为主，老师为辅的状态。真正的创造者在于年轻人，像我这个年纪的话，我自己很清楚，最好的时间快过去了，我与学生相比，我比他多的是经历和知识的积累，真正有创造性的东西都在学生身上，而且在我们谈课题的时候，就是我基本上不采取，或者尽量避免采取施压的方法，除非是国家任务，有时候我会施加一定的压力，在自由探索的课题上面，像李辉这样的课题，我不给他任何压力。
徐：好吧！感谢金教授接受了我的采访，并且谈得十分坦诚，我想这对我们大家来说都是一笔十分宝贵的财富。
【录音整理 覃振东】
【原载《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3期
收入荣仕星 徐杰舜编：《人类学世纪真言》，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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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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