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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杰舜：那是你第一次去黔东南吗？
张应强：确切地说，是第一次为可能的博士论文选题去走一走。黔东南每个县都走过。从黎平过锦屏的时候停了一下，先去了天柱县，再从天柱回到锦屏，然后就去县档案馆跟当地的干部聊了一下，他们说这些东西(指契约)还有，后来又陆陆续续收集到一些。而且，杨有赓先生，就是参与写作60年代那本侗族社会历史调查的一位学者，他后来在80年代之后和日本学者合作还在继续研究。接下来的一个周末，我从锦屏回老家剑河去了几天，回来之后，就参加了锦屏九寨地方的一个侗族艺术学校的挂牌典礼，就有更多的时间跟当地的人，主要是档案局的人员接触，看到更多的包括契约在内的这些资料。当时就很强烈地感觉到，像这些文献资料，很有再发掘整理研究的意义。因为民间还有不少这样的材料，除了契约，还有其他的一些有价值的东西。后来我就到贵阳看资料。经过在黔东南走这一趟之后，我心里就比较确认会做一个跟这些资料相关的课题研究。我的研究方向是明清社会经济史方面的，我老家又是黔东南地方的，虽然不会民族语言，但是，地方的方言是不会有问题的。而且，在下面做调查，你都知道的，有一点熟人还是比较方便的。这样半年之后的暑假，即2001年的夏天，我来到黔东南，主要在锦屏县境内做调查，整个夏天都呆在那里。下去以后很快就发现，老百姓手上还有许多这样的资料。刚好历史人类学中心要筹备成立，就根据这里的情况做了一个规划，想系统地做一些材料收集、整理的工作；于是也做了很多行政上的工作，和锦屏县里合作，县长也很支持，由我们研究中心这边提供基本的办公设备，如电脑、复印机、传真机等，还有就是负担工作人员下去收集、整理这些资料所有的开支，都作为项目支出里的一部分。研究中心与县里合作的事情基本上定下，成立了他们称之为一个“契研办（契约收集整理研究办公室）”的机构，于是在当地请了一个研究助理，他主要是处理日常事务，包括下乡收集资料、裱糊编目整理等工作。从那时就做到现在，还一直在有效运转。主要是从学校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研究基金申请到的经费。
徐杰舜：那你们的研究情况怎么样，有研究成果吗？
张应强：有啊，近期准备出一本选集。下一步就是把我们收集到的这些文书，陆陆续续地出些影印版。其实这些东西非常漂亮，非常系统，能够作为资料贡献给学术界的话，我自己还是很高兴的。
徐杰舜：你这个研究是历史学与人类学结合当中的第二个方向。第一个方向是现在比较热门的口述史，你们与香港科技大学蔡志祥合作的，其实是萧凤霞的一个传统；刘志伟80年代中期就跟她做历史人类学，一路做下来。实际上你们这个方向是一个地方文献的收集、整理和研究的结合。
张应强：对。实际上我们还是有许多访谈的，因为很自然的，我们从一个家庭、一个地方收集上来这些材料，我们就会马上对他们进行访谈，而且很多地方除了契约等文书之外还有碑刻，碑上面的人和故事，他们也都还有清楚的记忆。结合历史人类学田野经验的解读，这些文献马上就“活”了，哪些人什么时候干什么事情，比较容易理出个头绪来。但是你也知道，实际调查研究工作层面上还有很多东西要处理。
徐杰舜：那你要沟通地方啊，把东西拿上来，这些文献仅是民间和档案文献馆保存吗？ 张应强：我们现在是通过我们合作的这个机构发动相关人员（包括退休干部），广泛系统地收集各种各样的民间文书。我们也去乡村做收集的工作，不仅是我每次下去做田野的时候，另外很重要的就是“契研办”的工作人员下去收集，去做工作。这样一些很有价值的东西，放在老百姓手里，会慢慢地丢失或坏掉，有时候失火啊也会损毁。我们的原则是县档案馆代管，我们收集了之后，就裱起来，然后编目，再进一步做一些编目和影印的准备工作。各种文书原件则放在档案馆。我们强调，这样的一些文献是不可以离开当地的。这不仅是一个学术道德的问题，还有我们的一个理念上的基本的东西，那就是：这样的一些文件，离开地方之后，你很难读懂它们，很容易误读；只有在当地，做人类学的都知道，你在访谈的时候，那些文书上的人都是活生生的，他们的活动啊，在很多材料里面，他们的晚辈，今天还活着的人还有很多记忆。
徐杰舜：你每年在那里跑，那你一年要去多少次？
张应强：基本上暑假寒假都得去。或者是有特别安排的时候也去，有一趟科大卫先生他们有兴趣去看一下，他从牛津大学到香港有个讲座，中间有一小段时间，2002年3月份，就请了北师大的赵世瑜、厦大的郑振满、清华的张小军等一起去。他们去看了之后，感觉都不错。因为可能他们更明白，无论他们搞历史的也好，人类学的也好，这些文书都是极为珍贵的。像张小军，他就认为，我们现在做的这些工作，应该对我们所做的、可以称之为“历史人类学”取向的研究，是有一点点帮助的。
徐杰舜：你在这方面已经做得很细了，做到这个程度上也很不容易。我想你能不能具体讲讲你搜集这些文献资料的过程，比如说某个个案，你搜集某个材料是什么样子的？
张应强：可以的。我们搜集的工作是和地方上合作的。有一趟是到某个村寨，本来已经沟通得差不多了。但是，你知道，做这些工作是不容易的，老百姓对这些东西，他觉得尽管没用，但是这是祖宗留下来的东西，即使是丢在某个不起眼的墙角也好。然后我们是做了好几趟工作，后来他才基本同意让我们把东西拿回来帮他裱糊。所以我们要亲自下去。而在去这一趟之前，我是到另外的一个村寨做调查，所以走了很远的山路，而且下雨路滑。关键你要让老百姓清楚，你真的没有骗他。在我们展开这个收集整理工作之后，新闻媒体做了报道，大家也都知道了，很多学术机构，包括上海的、北京的。也有个别的研究者，会采取这样一种方式，出钱来买这些资料。
徐杰舜：那不就流失了？
张应强：流失了不说，他们这样做会破坏掉我们整个的想法；而且最重要的是，这些契约在老百姓手中是非常系统的，系统到什么程度呢，举个例子说，我们在一个村子调查的时候，那个村子的人非常支持我们的工作。其中一户人他们的契约远至其家族始祖太公，然后一路的子子孙孙下来，他们不会分山，只会分股份。这是一种非常特别的观念。那份契约作为产权的证明，通常是放在长房手中。这样对照他们的家谱，可以看到什么时候，有哪些人做了什么事。另一个系统是这一片山和那一片山的契约，是分开包裹保存的，不同属类的买卖、租佃是分开的，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这样一块地，可以看到它的产权是怎么样的，是祖传的还是购买，它什么时候租给谁种了，收成情况是怎么样的，什么时候又把其中的一份股份卖给谁了等等，这些对于过去年代的经济史的研究非常有帮助。你可以看到，“地权”的一些观念怎样在这样一些地方建立起来。因为这些文书主要是当地苗族侗族的，其中也有地权的纠纷，越弄就越复杂，越复杂你就越有兴趣。
徐杰舜：那这样的事件无疑引起了你浓厚的兴趣，实际上你是在历史学与人类学的交汇之处做的。我知道陈春声他们在做的历史人类学一直是不同于口述史这个方向的另一方向。我也很想邀请他来做一次会议主持，但是他太忙了，都抽不出时间。而现在历史人类学已成一支力量，他们做事有板有眼的很有劲头。那么既然你现在是深入其中的这么一个角色，你既照顾了人类学，又照顾了历史学，你能不能就这方面谈谈，历史学为什么要和人类学结缘？你从人类学方面得到了什么好处？你在其中的感受和评价如何？
张应强：这个问题我想我二十年以后可能才能够回答得令徐老师比较满意（笑）。其实这还是要回到人类学的一个传统来。中国人类学的一个传统，即使是在早期的费先生他们那个时候，那批学者那里，我们还是会看得到的，那个时候所谓的功能主义是主要的理念之一，他们在用这种工具来研究中国的时候，其实是照顾到了中国有很长的历史这种现实的。因为功能主义通常给我们的印象是不太关注时间，主要讲结构。但实际上你看看费先生和林耀华先生，他们都非常注意历史方面的问题的。在中国，我们人类学不管做的是再小再具体的区域或民族，不管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你都不可以不去面对它曾经经历过的历史，而且这些历史在很多地区，包括少数民族地区都是有文献记载的，所以你要去对付文献。过去我们人类学家对文献虽然也是重视的，但是我们通常把这些资料直接用来支撑我们的观点，作为论述的依据。但是历史学家在这方面，尤其是社会史学者，他们比较早的时候，如80年代以后，已经解决这样一个问题：对于我们看到的历史文献，要对它们进行解读；所谓解读，在我理解最基本的一个层次就是这样的东西是怎么来的。比如一份家谱，它在编修的过程中，当时撰写编修它的人面临着什么样的问题，这是解读的最基本的一个观念。我们不是特别注意，至少在我看来是这样。所以人类学有时候会有这样一个问题：我们有时候不得不谈一点历史，但是我们谈历史，心里很没底。比如说我们去做一个个案调查，通常会花一点时间来讲一点历史，但是我们讲的时候不够理直气壮。比如讲一个家族，就像族谱里边所说的，我们就会交代家族早期的成员怎么来，然后，好了，直接就到眼前所看到的一切，我们就开始做一些描述；这个就是通常的做法。我感觉到，如果我们不能够很好地理清这个社会它历史发展的过程，那么对它的现状的各种情况我们的理解和解释可能会出问题。过去我们经常被人质疑：你们做了哪些田野调查？有没有代表性？有没有典型性？同样我们也经常会这样反思，这样疑惑。但是现在对于这样的一个问题的基本认识是这样，我不知道我有没有理解错误：我们不是去寻找典型性和代表性，因为不是说中国有960万平方公里，我们做了960万平方公里范围内不同的点，就可以说中国其他地方是怎么样了。其实不然，我们是通过这样的一些不同地方，这样一个一个个案具体的调查研究，来关心中国是怎么样构成的，这个点怎么样成为中国的一部分，这样的话，我们就不会碰到典型性和非典型性的问题。我的老师们，我是这样理解他们的，他们关心的可能是一个所谓宏观中国的创造过程，我们大家都是中国人，我们是怎样成为中国人的，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进程，不同的方式，不同的特点；以不同的方式进入到可以称之为“文化中国”的体系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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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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