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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铭铭 徐杰舜]我想象中的人类学
——北京大学王铭铭教授访谈录
  作者:王铭铭 徐杰舜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09-06-04 | 点击数:18127
 
徐:能否把到英国留学的经历多给我们讲讲。
王:我刚才说到,留学一事出于偶然。此前,美国夏威夷大学有个研究东南亚考古学的教授叫做威廉·索尔海姆(William Solheim)曾来厦门大学讲学。我帮他翻译。他对我这个学生也有好印象。我也曾想过是否跟他学考古算了。我姨妈是个海外华人,曾说可以资助我去跟这个教授学考古,特别是东南亚考古。东南亚研究,在厦大是很重要的一门学问,那里的南洋研究院知名度很高。如果当时真的从厦门大学去跟索尔海姆学考古,现在我可能已是南洋研究院的考古学研究人员了。中英友好奖学金的偶然机会,改变了我的道路。我因为有这样的机会去了英国。到英国时,我本也可以按照国家教委的有关规定任选学科(我们一起去的125个人中很多文科的学生都跳槽,从英语跳成社会学,从政治教育跳成金融学……)。也许是因为当时我“犯傻”,我还是选了亚洲人类学,选了伦敦大学东方非洲学院(SOAS)。这个选择当然也没有什么不好,跳槽的同学过得极好,我呢,虽有点不好,但基本上也还算不赖。东方非洲学院是什么呢?大致说来,英国没有外交学,他曾是“日不落帝国”,只有殖民地,没有外交对象。我们那个学院,主要是为了培养殖民地官员而设的,实际就是它的外交学院,现在毕业生,很多还在英国外交部门工作的,后来逐渐随着时代的变化,学院增添了各种社会科学门类,招徕世界各地的学生。这家学院离伦敦经济学院(LSE)很近,不过二者特色不同。
徐:你到底是在哪家学院学习的?
王:我的学院是东方非洲学院,我在人类学系学习,这个学院是伦敦大学的五十多家学院之一,其他的更有名的还有帝国理工学院。在文科学院里,东方非洲学院的教学和科研一直都很强,最近排名还是全英A级,人类学教学也很有名。伦敦的人类学系4家,除了伦敦经济学院、东方非洲学院之外,还有大学学院和歌德斯密学院有人类学系。这4家中,大学学院的人类学是综合型的,比较像古典人类学,而其他3家,则都属于社会人类学。伦敦经济学院跨学科研究比较多,学科的基础比较扎实,在人类学研究方面,风格与我所去的学院不同。相对来说,我们的学院比较“小资”一点,老师穿戴比较硬派一点,伦敦经济学院偏“左”,培养了大批第三世界的领袖级人物,学生中出了不少部长,所以学院更有钱,第三世界的当了部长的学生回来朝圣,伦敦经济学院都给他们安上个什么“名誉院士”之类的头衔,像费孝通先生就是一个“Honourary Fellow”(即名义院士)。我们的学院比较“小资”,比较“右”,跟第三世界的关系相对要紧张一点。我的一位忘年之交,曾在学院任人类学老师,因亲近马克思主义,参与反战,而于70年代中期被开除,说明学院曾是很保守的。不过,它也有它的特点。伦敦经济学院的人类学家更多的是普遍主义者,他们认为人还是有共同的特征。最早当然就是马林诺夫斯基说的,文化都是满足人的需要,它的差别是重要的,但是在这个满足需要的层次上是一致的。最近,伦敦经济学院的人类学又转向“认知人类学”,主张探究人在认识世界时具有的一致性。那里的人类学家认为,文化不能将人熏陶得相互之间完全不同。现在,“认知人类学”的新潮在伦敦经济学院很盛行,甚至可以说是最具支配性的,这方面课题很多,来学的学生也最多。我们学院相对来说做区域研究比较厉害。东方非洲学院实际有个做“区域研究”(area studies)的传统。依据这个传统,学院把世界区分成几个大区,形成以各个大区的专家为群体的格局。比如说,印度学、非洲学、中国学,反正这一类的学问,在东方非洲学院很盛。我们的学院图书馆特别好,库存着来自全世界的各种图书。
徐:那你跟哪位导师学习?
王:与一些留学归国的同事有所不同的是,指导我的导师并不是大师。记得我到系里报到,秘书让我找Richard Tapper博士学习,他是博士预备阶段所有研究生的导师,是研究中东的专家。系里当时最有名的,应算是David Parkin教授,他是研究非洲的,提出新结构主义的许多论点,特别是在语义人类学方面有建树。结构人类学侧重句法,而Parkin教授提出要研究语义,就是针对某些关键词展开比较文化研究,编过涉及“罪过”概念的一本有名论著。后来,前些年,他去了牛津大学,任社会人类学研究所所长,曾长期任英联邦社会人类学会会长。选导师时,我先是选了他,他对中国也有兴趣,我从他那里得到不少帮助。Parkin老师对中国的事物所知甚少,只是于80年代末期来开过会。1998年北京大学百年校庆,我们举办第三届社会文化人类学高级研讨班,他来讲演过。我的学生去接他,他说“啊,你们是我的孙子!因为你们的老师是我的学生王铭铭。”他认为在社会伦理方面中国是跟非洲有相通之处——算辈分。在伦敦学习期间,我对他的研究方式颇感兴趣。我也计划跟随他做一点文化的语义分析,当时写了篇涉及“幸福观念”的论文,是用英文写的,后来中文版在我的《村落视野中的文化与权力》(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版)一书中发表。这篇文章就是在他的指导下完成的。我当时写那篇文章,意图是想从村落中的中国人对于“福”的理解入手,反观主流的现代西方实利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同类观念。Parkin老师觉得蛮好,到了我完成田野工作回英国写博士论文时,Parkin还是给了我一点指导。可是那时我的研究题目已经变了,变成了对仪式和社会空间的研究,我论文的第一稿由他审阅过,读后他说,“这不是人类学!是百科全书!”从事非洲研究的人类学家大多认为人类学主要研究村子,对我博士论文做的城市仪式和历史人类学研究不习惯。他要求我换个方式。我最后还是听了他的。在书写论文的过程中,系里劝我找中国学专家来指导。系里有两个中国学专家,分别是Elizebeth CrollStaurt Thompson,水平都不错,系里就征求他们和我双方的意见,让他们来指导我的论文。我的两位导师中,Stuart Thompson特别尽心,书教得特别好,我回国后听说他任了我们学院的总考官。他研究中国,田野工作是在台湾做的,阅读面也特别广,他也做了几篇论文,就是性子比较慢,文章写得太少。跟这样一个不太知名的老师,有好处,他特别细致,也有更多时间来帮我修改论文。我写论文的那年,他每章都要细读,读后批改得很认真。Thompson老师的工作特别认真,阅读面广,对一些前沿思想跟随得很快,经常告诉我又出什么新书了。他收入不高,但花了大量金钱买书,是位好老师。在学期间,老在东方非洲学院主持“伦敦中国讲座”的王斯福教授,也与我形成了相当亲近的关系,他写的一些关于汉人民间宗教的著述,对我的影响很大。在英国学习的情况,我两年前在《无处非中》(山东画报社2003年版)一书中写到一点,写得很片面,主要切入点是我对费孝通先生与伦敦经济学院之间关系的一点认识。我的观感,里面也谈到了一些。英国学风的特点大家是知道的,那里的学者特别注重掌握扎实的掌握社会分析和调查的方法,比较务实。那里的人类学要求我们接触具体的人,分析具体的人的社会地位和活动,在这个基础上去解释当地社会和文化,不像美国人类学那么理论化。我们可以将英国人类学的基本特征形容为“经验主义”(empiricism),这种特殊的经验主义传统有它的优点,在理论思考方面也有它的有限性。经验主义把人框死在实际生活的观察里,使你不能像欧陆或美国的人类学家那么超脱。不过,在这个传统中,也训练出了包括费孝通、中根千枝等等在内的优秀人类学家。费孝通在谈到英国人类学训练时给予特别赞赏,我对此深有同感。而且,不同的还有,英国的人类学不像美国人类学那样设四大分科,主要教授和研究社会人类学,这个传统是欧洲的。在欧洲,文明史悠久,考古学必然有自己独立的传承。在美国,学者进入的世界整个都是印第安人的,无论研究什么,都与人类学有关,这样便形成了“兼容并蓄”的人类学传统。相对来说,英国人类学范围比较狭隘,但这样也有它的好处,对我们中国的学科建设也是有参考价值的。我们中国与欧洲比较接近,文明史悠久,研究文物、语言等等,都有传统。人类学怎样办出自己的特色?我看欧洲经验还是可以参考的。
徐:就是说中国与欧洲更接近?
王:当下中国人类学机构大多是沿着社会文化人类学的脉络来发展的,这个脉络,也是美国人类学的主流,但不是它本科教学方式。美国人类学教学和研究是有所区分的,它的教学要求学生把握四大分科(体质、语言、社会、考古)。学生的研究,可以是多元的,做社会人类学方面的,训练与英国相近。在英国、法国则不同,欧洲的人类学训练注重社会人类学,要求学生在学习社会文化理论的基础上,去从事民族志工作,专业方向分亲属制度研究、政治制度研究、经济制度研究及宗教制度研究四个领域,也可以延伸到一些应用领域,如医疗、环境、都市等等。美国人类学家认为英国人类学家将“文化”分为几个部分来研究是错误的,因为“文化”是个整体。但是,英国人类学家则主张这种专业化的经验主义训练方式。并且,传统上,英国人类学更注重海外研究,英国国家小,原来曾是帝国,对了解世界的欲望很强烈,人类学就是“国际学”,这点美国人类学在“二战”之后,也有类似发展。传统上,英国人类学的“国际学色彩”,与我们中国的人类学形成反差,我们的人类学还是中国学。这点我觉得着有些遗憾。
徐:你讲的这个对我们很有启发。英国和美国这两大不同的人类学传统,我们的同学们将来选择的时候也是会有所考虑的。现在强势的好像在美国,它的发言权比较多一点,特别是美国的四大块,但是中国人类学比较像英国人类学。你说英国人类学是“国际学”,中国人类学是中国学,中国人类学到国外做田野的很少。对这一点,现在我们也有意识了。我们的学生中外语比较好的,比如我们学泰语的学生,现在已派到泰国去做田野。而据说广州那边的人类学系将来要把东南亚这一块涵盖进去,它也需要准备人才,语言方面很重要,我觉得你这个讲得非常有意思。这里还有一个问题你能不能和大家谈谈,那就是,你在英国所受的博士训练和你在中国所受的硕士训练,你觉得哪些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王:我读硕士研究生时,中国人类学学科还在重建,80年代提倡人类学的导师们,基本上是所谓“南派人类学”的传人。“北派”则涉及不多,主要在社会学中谈,在人类学中谈得不多。我受到当时的学科建设运动的熏陶,影响是深刻的,但我们读的书却相当有限。在少数读过的人类学书籍中,受到我们崇拜的有台湾李亦园先生所写的一些论著,及他主编的诸如《文化人类学选读》(台湾食货1981 年版)这样的教学参考资料,都是我们特别爱看的东西。乔健先生后有接触,但对他的著述,我们当时了解得少些。除此之外,我们也读到一些英文的人类学论著,特别是教材。我当时对心理人类学有兴趣,读了米德、本尼迪克特、卡丁纳的书,有关这方面还发表过札记,很初步,很粗糙,但是一种努力。我们到硕士期间,专业方向属于中国民族史,这个方向,厦大有硕士点,人类学硕士,则要去中山大学答辩,我考的是“中国民族史”。因为老师正在推崇人类学,所以鼓励我们多读人类学书。在学的那两年,我们主要上的课还是民族史,这些课有的本科时就上过了。我曾对古越族的历史有兴趣,学得很认真,但后来全都忘光了。
198710月,我到伦敦大学报到,跟老师接触后,发觉自己所学的已不被承认为人类学。英国的民族中心主义比较严重,它有自己的一套,总以为别人的东西不妥。我在厦大在课堂上最仔细读的就是摩尔根的书和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这些书,也算是西学之作,曾对英美人类学有很大影响。但到了我去读博士的时候,已经被作为历史淡忘了。我课堂发言时,不小心提到它们,老师和同学都会露出讥笑的表情,而老师总是说,这些都已经过时,你不要再看了,也不要再谈了。直到第一年学习快要结束的时候,我写了一篇对西方民族主义研究的评论,作为作业,文章用到马克思和列宁的观点,老师读后,叫我去办公室,对我说,你这文章有独创,给了A,而且建议今后修改发表。也许我的作业已表明,本来这些东西之间是有历史关联的,特别是关于国族问题,马克思曾经用阶级理论对之加以批判,而列宁对民族主义的新鲜论述,则可以说是一种“后殖民主义”。但是,时过境迁,人类学家在谈这些问题时,因为意识形态的原因不去谈对我们来说相对熟悉的理论。不过,从我那篇作业得到好评这件事来看,英国老师还是很开明的,只要你把自己的观点论证清楚,他们就会接受。我在英国7年多吧,此前在中国所学的东西在那7年里,是被压抑的。因为我想,要在英国拿学位,就要使自己的论文符合英国人类学的规矩,要是还照原来那套东西去做的话,学位就不保了。我对这个实际问题是有清醒认识的,但是,我的博士论文写作经历还是很波折。做完田野调查之后,我回到英国,写出论文第一稿,交给老师David Parkin。没过几天,他召见我,要我重写,然后,他拿出自己的一本书来,解释说,人类学的文本必须是个案研究,不要什么都涉及,意思就是说要“以偏概全”。我的民族志调查工作是在泉州做的,受到当地丰富的历史文献的影响,不可能没有历史感。但是,自己写得很笨拙,没有把方志学和民族志之间的关系梳理出来,就随便写论文,挨骂应该。我后来也采纳这个意见,重新写了论文,经过几次修改才答辩。这个经历,对我是有影响的。刚回国时,我就感到中国人类学要往前走,要国际化,要接轨,要切切实实从经验主义的田野工作方法来补课。所以,我当时写了不少介绍性的东西,都属于是讲座前的笔录,主要针对的便是民族志方法。但是,人是一种复杂的、思维漂移的动物,他会变化。我就是这样。经过一两年教学,我在国内继续接触西方论著,认识更多西方学者,特别是在参与人类学的五届高级研讨班过程中,请来不少外国人类学家。在中国与海外接触多了,写海外的理论也多了,接着我突然意识到这有问题:我们的人类学到底哪里去了?我曾在《社会人类学与中国研究》(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版)谈到这个问题,但是当时的感觉没那么强烈。这个问题实际可以换个个人化的说法:我原来在国内所学怎么办?这些年,我觉得英国人类学和中国人类学各有特长,而中国人类学的地区差异也很大,不同地区也各有特长。众多的人类学种类怎样互相配合?怎样相互启发?是我今天关注的问题。几年前情况不同,我更关注学科的规范化建设。我最早投稿到《中国社会科学》的一篇文章,注解奇多无比,当时编辑还不习惯看到这种西式的参考文献注释方式,硬要我将其中的大部分删除,剩下零星几条。90年代中后期,《中国社会科学季刊》、《中国书评》倡导中国社会科学规范化的讨论,我也积极参加,在反对西方中心主义的同时,主张中国人类学必须是有一定“语言规范”。这种主张这些年来看多了,大多数学者都已接受,杂志也改头换面了,到处可以看到“匿名评审”这四个字。我这个人有点“反时髦”。在规范谈得太多的今天,我的另一种感受就扩张了,我是越走越觉得中国传统的人文学有其自身的特点,而且社会科学的规范大抵是英美派的,我走欧陆也多了点,读的书也多了点,发现欧陆传统也有自身特点,跟中国的人文学传统比较相近。问题牵涉到学术的帝国主义和学术的地方主义之间的矛盾。学术上也有本土主义啊,这种观点认为我们的学术可以跟外国的学术完全不同。学术上也有帝国主义啊,认为你如果跟我不同,我就要把你灭了。怎么处理二者之间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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