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谢谢乔先生的鼓励。我只是想推动中国人类学者之间的交流,没想到受到大家的认同和欢迎。乔先生,我们学报发表了您的那篇著名的《中国人类学的困境和前景》之后,对大陆中国人类学的本土化发展起了非常大的推动作用。中国人类学本土化始终是您关注的一个问题,在香港您推动了瑶学的研究,后来您到了台湾又推动了汉人社会的研究,这些我觉得是我们中国人类学本土化的两个范例。比如瑶学的研究,那真是使它成为国际上学术重视的一个热点。您对底边社会的一个研究也是一个很好的范例,给我们做了很好的榜样。我想趁这个机会请您给我们谈一下您对人类学本土化的体会,最重要的是想请您谈一下您在这个本土化研究中有什么概括?有些什么提升?有些什么升华?因为您在那篇文章中讲得非常的好,特别是对前景。我觉得印象很深的一句话,您说:“通过中国人类学本土化的洗礼,使得国际人类学得到升华。”
乔:我觉得这里面,就像我刚才强调的,要做到本土化,必须要从事田野工作,没有田野工作我们谈不到本土化。我们人类学跟别的社会科学不一样,它是建立在田野工作上的。我们可以看到,早期的进化论派在20世纪30年代一度被批判得很厉害,尤其是博厄斯他们这一代,他并没有说它完全不对,博厄斯是最注重田野调查的,他完全是用田野资料来驳倒它的。那么事实上,早期的进化论,经过由博厄斯他们所提出的理论检验以后,到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进化论就完全不同了,因为它已经受到了田野的洗礼。所以我觉得我们中国今天要建立真正的本土化的话,就是有中国特色的人类学理论,就必须做很彻底的工作,也就是做很彻底的田野调查。可惜这一点我们现在做得不够。做得不够的原因就是因为现在大家都好像比较忙,不但是中国人类学家,就是在世界上来讲,现在像马林诺夫斯基那样做长期的田野工作的都比较少,主要是大家都比较忙,而且有很多是世俗的要求,要求你早点拿出作品,要升职等等,所以大家都没有时间。但是这种工作必须坚持做下去,才能谈得上我们说的真正的本土化。所以我在那篇文章中就讲到,第一点,整个中国来说是一个人类学宝藏,少数民族文化少有人研究,中国民间文化少有人研究,我最近研究的乐户也没有人彻底研究过,确实我觉得是一个宝藏。我记得我在做这个乐户的研究之前,我在北大做过一次演讲,好像叫《漫游归来近乡情怀》。我讲完了以后,就有一位同事,好像是张海洋,他说山西的民间文化就像山西的煤矿一样深,我觉得他说得确实对。
我做了一个初步的研究之后,我觉得我们对中国民间文化的研究还是不多,它是那么丰富,又那么深厚。因为它深厚,所以在研究中国文化的时候,我们必须要特别理解到时间或者是历史的因素。我有一篇文章讲到乐户的社会地位,它的社会地位你就没有办法用现代的理论去解释,因为现在所说的社会地位主要是根据个人的经济收入啦、教育背景啦等等。乐户收入实际上比一般农民高,它的教育不见得比较差,但是为什么他的社会地位会那么低,而且受到很多的歧视?这个原因你必须要从历史里头去找,历史是原因,所以当时我就引了费先生的话。他是马林诺斯基的学生,是功能学派的一个主要传人,他对功能学派,特别是对涂尔干系统的一个批评,就是说他们把这个社会组织看成平面,他认为还应该把它直立起来,也就是说要了解它的历史深度。乐户正好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引了费先生的话,就是说必须从历史里去找,因为早期的乐户一种角色是巫觋,所以他现在还扮演一些巫的角色,比如说抓凶。乐户虽然社会地位很低,但是他可以给有钱人的儿子当干爹,以及许多很神秘的角色。因为他过去是罪犯,至少从南北朝开始,强盗等首罪犯处死,如果牵涉到有强暴杀人的话,首从都被斩首,他们的家属则变为乐户,凡是乐户都是一个犯罪的人。到了明朝以后,政治犯的家属变成乐户,所以它是一种刑罚。整个历史的原因就造成了乐户角色的多重性,所以乐户社会地位的复杂化只能从历史上找。研究中国社会,如果完全用功能学派的观点来看的话,解释不了,因为功能学派过分地忽略历史的因素,研究中国社会,历史或者时间的向度是一个很重要的向度。同时我研究乐户时真正地感觉到,中国文化或者我们广义地说华夏文明,是唯一的一个世界文明,能够持续几千年,至少从新石器时代,从仰韶开始,一直到现在没有断掉。你到华北地区去看,就是从仰韶一直下来,从尧、舜、禹下来,这三代之前的传说人物,好像都还活着,那个地方的人,拜伏羲,拜女娲,拜后羿,这些神都还活在那个地方。我常开玩笑说,你到黄河中下游去看,最年轻的神是关公,他之前的神都还是远古传说中的。你去看一下希腊、埃及的神老早就死掉了,都在博物馆里头,没有人再崇拜他了。希腊神话里那么多神都已经死掉了。如果我们要建立一个真的有中国特色的人类学的话,我们必须承认这样一个悠久的传统的延续,这个存在对整个人类有怎样的一种作用,为什么中国传统能够这样存在下去?为什么其他的传统不能延续下去?比如说张光直先生在过世前的一些研究里,他比较殷商文化和玛雅文化,他觉得很像,但为什么殷商文化可以一直延续下来?玛雅文化发达得很,但是到了差不多12世纪的时候就没有了。没有了并不是被哥伦布他们带来的西方文化消灭掉,哥伦布来之前就已经没有了,所以这不是外来的力量把它消灭掉的。比如希腊、罗马的文化不是被基督教文明消灭掉了,或者说不是被阿拉伯的文明消灭掉了,它本身在后者出现之前就已经没有了。为什么呢?为什么中国文化又可以传下去呢?另一方面我们可以说,人类文化至少在这个地方延续了这么长的时间,至少四五千年了,那么这里面就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去研究,这些都是我们应该去做的。这些资料,以乐户为例,在文献上的资料是非常缺乏的,必须要自己详细地实地去找,只要深入现在还可以找到,再过几年就完全丢了。所以我们现在还是必须做很彻底的田野工作,在做田野工作的过程中,很自然地就会发现历史的深度。
徐:乔先生您写了一本书《漂泊中的永恒》,那么从您刚刚讲的,无论是学科建设也好,或是讲人类学的理论也好,都非常强调田野调查,做田野是人类学者的基本功,也是他的成年礼,所以我觉得,可不可以把您这个书名反过来称“永恒的漂泊”?
乔:“漂泊中的永恒”跟“永恒的漂泊”不是同一个意义,因为“漂泊中的永恒”我是指瑶族。我现在发现不但是人类,动物也是这样,它有一些永恒的东西,比如有鲑鱼,它在出生后不久就走了,当它生命结束的时候又回到出生的地方产卵,这是生物的一种常态,就像瑶人虽然他漂泊到别的地方,死后他还是要把自己的灵魂送回到原来的地方去。
徐:借用这样一个词,好比讲你做田野,现在因为有很多的人在学人类学,他们不习惯于去流动,到田野去会比较辛苦,要跋山涉水,到下面去,吃的住的各方面的条件都很差,我们就是把田野象征为一种漂泊,但是你做人类学的就一定要坚持做下去。
乔:当然,人类学不可能要做永恒的漂泊,但是一定程度的漂泊是必须的。我始终都相信王国维讲的学问的三个境界,第一就是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所以你必须多看,对人类学者来讲,要多看几个文化,回头才能更看清自己的文化。如果别的文化你都没去过,便不太容易客观,所以这第一个境界你必须要做到。这个漂泊的意思,我想在这里解释一下,就是比如你这辈子没有漂泊的命,你也不需要漂泊,但是为了人类学的训练,你应该暂时漂泊一下,当然永恒的漂泊就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你看现在所谓的后现代大师萨依德,他的一本自传叫做《Out of Place》,中国人把它翻成《相关何处》。可以说漂泊就是后现代人的特征,这个对人类学家也很有用,因为漂泊到一个不同的地方去,往往会有新的认识。
徐:现代社会,人住的地方都是一个公寓式的房子,公寓式就是比较稳定,有些人就是不太想动了,很安逸了。但是你作为一个人类学者真的不能太安逸,不能太安份了,你必须不断地到田野去,别说异文化,你就是研究本文化,你也要迈出双脚。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应该是漂泊的,而且作为一个人类学者可能一辈子都要这样。根据你年纪大小,当然你可以做多做少,但是我觉得从这个意义上讲,借用您这个“漂泊中的永恒”把它反过来,可以强调田野的重要性。
乔:像费孝通先生他到了晚年,都在走,他一辈子都在走,他后来虽然因为身体的关系,到了一个地方他不太能够东奔西跑到乡下去,但是他还是去听人们谈谈当地的情况。
徐:对,年年都下去。所以像您一样也是到处跑。
乔:对,我现在还能跑得动。
徐:是呀,所以他们说乔先生真是不辞辛苦,哪里有活动,哪里有事,就是转几趟车,您都下去,都得去看看。所以我觉得,做田野真是一个人类学者的成年礼,这也是人类学家的一个看家本领。
乔:确实是一个成年礼。不经过这个洗礼,真的不知道什么是人类学,只是关在家里头做一些文献的研究工作。过去的人类学者就不接受。但是现在开始,慢慢开始接受了,过去要求必须一到两年在一个地方做田野调查。这一个部分是要相当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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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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