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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有意思，“五重打通”。
新：这是一个方面。与走近人类学有关，值得一提的还有参与一套丛书的组织和撰写，就是“西南研究书系”。云贵川三省的一群中青年学者跟云南教育出版社合作，发起出版关于西南研究的丛书，其中最重要的考虑就是怎么突破行省区划的限制来认识西南，按族群与文化的自身区域来做研究。比如说对待侗族，我们不想再像以往那样仅把其分割在贵州、广西、湖南、湖北、云南诸省边地做生硬拼凑，而是把它视为跨省关联的整体。对其他如“父子连名”和“舅权制”等文化事象也期望亦然。在这套书中，我们计划研究的问题有西南地理、西南历史、西南文化、西南民族以及西南宗教、西南与中原等。我承担是《西南研究论》，就是总论。我认为丛书是一种大文本。一套丛书的作者是一个群体，集体书写。这种“大文本”的书写应该有相对一致的学术思想。所以编委会觉得应该有一个总序来贯穿所有的专题。大家集体讨论，最后委托我写。我写了8千字的总序，获得大家一致通过后又发展成专著。当时是咬着牙写出来的，无论功底还是积累都不充分，但有激情，比如呼唤“西南学派”，呼唤“从西南认识中国”，呼唤“与世界对话”等等。很多话言犹未尽，也还有很多需要再完善的地方。那时也常读人类学的书，但忙于现实参与，读了就用，顾不上深入和系统，不过对于有关东西方的差异以及双方理论术语的平等互动等问题，已有所质疑和反思。比如我们追问说：在对待“萨满”与“巫师”、“仪式”与“跳神”等的对举时，为何要用前者说明乃至取代后者？难道只有前一种说法才代表普世性的知识？总之疑问不少。
杰：后来呢？
新：后来在1992~1993年考进南京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进修一年。该中心与美国霍普金斯大学合办。中外学员一同学习、生活，由美国教授给中国学员讲“国际关系”、“美国历史”等课。那一年我们有很多对话和研讨，提高了英语，也开阔了眼界。我还在历史教授指导下，做了一个学期以印第安文化为主题的“独立研究”。不过最主要收获是面对面地感受西方人的思想和习性，听他们发表对中美文化的看法、对世界秩序的观点，其中包括介绍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和福山的“历史终结”。
再后来调到了四川大学，阴差阳错，卷入到了“学院派”的阵营。到川大之前我和萧兵、叶舒宪、彭兆荣等几位朋友发起做了一件事，让文学与人类学相连接，在1996年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的长春年会上，倡导成立了中国文学人类学研究会。到川大后，与川大比较文学的基础联系起来，成立了“文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如今又有了文学人类学的博士点。 川大在成都，也在西部，是教育部在西南的重点大学。我在那里边研究、边上课，分别教授比较文学和文化人类学，在学科上朝人类学方向又走近了一步。
杰：从你这个背景来讲，你是搞文艺的，进到文学，再从研究机关转到学院，你具有跨学科的知识结构。你的经历非常丰富，跟一般的直接从学院到学院，经典人类学、科班人类学有点另类。但是这种另类丰富了你的经历，你是否可以在这个基础上着重谈一下你是怎么进入人类学的。
新：这样的进入有两条线，一条是经历，一条是学理。第一条线，从艺术走向文学，从文学走向理论，又从理论走向田野……最后就走向了人类学。从学理上分析的话，可以说是人类学的品位和特点，使我们这些从事地域和族群文化研究的学人走向了它。因此一方面是我们走向人类学，另方面则是人类学走向我们。人类学从西方引进以后，需要“落籍”，需要本土化，即要由本地的学术主体对它再认识、再接收。在这方面，工作在基层的学者们的努力特别重要。如果说早期前辈的翻译引进功不可没的话，基层人员的实践操作也不容低估——是他们使外来学科和理论在中国本土生了根、结了果。在这点上，我特别赞成讨论人类学的本土化问题。最近以来《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在这方面发表了不少文章，引起同行的关注。但我觉得还有许多层面需要深入展开。比如同为中国范围，西方人类学引进后的“本土化”路程和演变，在大陆、台湾和香港就很不一样。表面看都在“走向人类学”，但背景、目的、重点、及方法却各具特色。这不值得比较分析么？
杰：你这个观点我觉得非常有价值。我们访谈的题目就定为“我们走向人类学”，你同意吗？
新：这我当然同意。反过来看，“人类学走向我们”有一个学科发展史的问题。它起源于西方，经过殖民时代、后殖民时代，然后从西方走向非西方。这里面又有一个值得回顾的过程。在早期的时候，是西方人士，包括学者、教师、传教士、外交家，他们在“西学东渐”的潮流中把人类学带入中国。为什么呢？因为人类学对他们有用。与此同时，中国的学者也主动走向人类学，早期的前辈包括蔡元培、吴文藻等，扮演着“中国的普罗米修斯”角色，视人类学如希望的“火种”一样，孜孜不倦、前仆后继地加以介绍和引进。为什么呢？因为人类学对中国有用。
从中国近代史的过程来看，从学术发展的脉络来看，在人类学的路上已走过了几代人。我们的“走”，标志着另外一个历史阶段。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实际上是在延续当年的“双重走向”。在如今全球西化和反西化的过程中，人类学需要进行学理与实践两方面的对话。一方面，全球化过程需要来自人类学的声音；另一方面，人类学本身又需要来自不同文明的声音。人类学需要走出西方，在非西方世界的再传播和再改进中完善自身学理，以承担在文明碰撞的世界里重释“人为何物”的重任。
在这个意义上，对于“走向人类学”可讲的就很多了。因为我们现在走向的人类学不是纯粹的西方人类学，而是经过海峡两岸三地再解释，通过翻译、实践、总结的已逐渐在中国语境中本土化了的人类学。这样，我们走向的人类学，本身就有两个功能。第一是服务于中国本土的发展；另外则是在学科意义上参与到世界人类学的对话之中，为创造更为完整的人类学而发出中国的声音，也就是把对中国经验的本土总结，汇入到人类学学科的总体建设中去。
杰：实际上需要全世界人类学家共同构建具有真正国际意义的人类学。
新：我们的“走”，在今天来看依然是动态的：我们正在走向，还没停，还不是一个完成式的。在我看来，尽管表明上已博大精深、无所不包，迄今为止的“人类学”还是一个“未完成”的学科，或“待完成”的学科，需要在世界各国的深入参与下，实现其自身的完成。
杰：它有这么一种状态，任何一个终点都是一个新的研究的起点。
新：也可以这样讲，我们在某个阶段性的终点画个句号，那么它成为一个阶段性的完成。但从总体上来讲，它总的句号可能不是某一个区域，某一个学派，某一个国家，某一种文明体系所能画的。这个人类学的句号，是需要多元的，多文明的，多国度的学者的参与才能画；而且最重要的是，人类学需要历史现实的检验。因为人类社会不断提出新问题，这种新问题不断挑战现有学科的阶段性“句号”。人类学能不能为文明冲突、文明共存提供自己的学科资源？这对人类学是个挑战。人类学只有在阶段性的句号与完满中走向自己的终点。当然那个终点就是学科的终结；而学科本身就是历史的产物，有始有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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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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