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徐：我非常赞同你这个说法。你今天当然不一定谈太多，但是你从艾滋病，从现在第一块谈到水库，第二块谈到儿童食品，第三块我觉得你现在做的这个，你简单说一下做艾滋病课题的时候，古典与现代的结合点在哪里？
景：我刚回国的时候得知英国政府正在同中国政府建立一个“中英性病艾滋病防治合作项目办公室”，从事艾滋病预防和关怀工作。在设计这个项目的时候，其中一个条款要求中国社会科学家的参与，而且要把这种参与列为评估指标之一。了解到这些情况之后，我与项目负责人商量召开一次“社会科学与中国艾滋病防治工作研讨会”。在这次于2001年1月份召开的会议上，社会科学家对中国为什么会出现艾滋病的问题从社会结构角度提出了许多看法，提出了许多比较有意思的观点。艾滋病问题必须要放在中国社会变迁这种大结构中去考察。从感染渠道看，我国的艾滋病感染者约70%是静脉吸毒感染，其余同卖血和性活动有关。在这个构成比例里，我们会很快地发现一个社会问题，就是弱势群体的问题。吸毒问题对我们国家的少数民族影响非常大。我们国家的少数民族只占我国全部人口的10%左右，但是在艾滋病报告人数中，38%是少数民族，主要原因是吸毒。另外还有贫困导致的卖血问题和卖淫问题。前者以贫苦农民为主，后者以非正式就业的女性为主。无论是在吸毒群体还是在卖淫群体，25岁以下的青少年为主体，属于高风险群体。所以我们试图证明防治艾滋病在中国的蔓延必须注意三个问题。第一是弱势群体的易感性，第二是法律和政策环境，第三是社会公正和反对歧视的关系。在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人类学家应该做些什么呢？目前，我的研究处在前期研究阶段。我对防治艾滋病的大环境有所了解，同时也参与了几次基层社会调查，包括对河南艾滋病村和云南路边店的初步研究。已经做到后期工作的人类学家是庄孔韶先生。凉山地区艾滋病感染数量和比例在四川最高，而且凉山少数民族彝族感染率也最高。面临这种局面，凉山彝族的反应是什么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庄孔韶拍摄了一部禁毒片：《虎日——一个彝族家支的禁毒行动》。他所探讨的是彝族家族头人如何利用本土文化资源抗击艾滋病的威胁。对家族制度的研究当然是一个人类学的古典课题；对艾滋病的研究则是一个现代性很强的课题。我个人认为，老庄为大家做了一个如何将古典课题链接到现代课题的典范。
徐：你这三大块研究，不仅对我是有很大的教育和启发，对我们人类学界的朋友们也会有很大的启发。那么，现在我们来换一个题目讲。你是在我们大陆这边也做了，在美国那边也学了，我想你现在能不能对我们中国和美国的人类学硕士、博士的教育作一个比较？
景：美国教育制度比较灵活，只要你是助教、副教授、教授，都可以带研究生和博士生，而且许多人认为，刚毕业的助教带研究生和博士生更好，因为他们追赶非常前沿的题目、读的书比较新、知识结构也比较新。所以，我在美国教了六年书，先后带过二十三个研究生和博士生。在这个过程中，我感到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还是应该有四个分支，应该包括体质人类学、考古人类学、语言人类学，文化人类学。这样做是有道理的。如果一个人类学家对种族和民族问题都不清楚，那么他可能成为一个文化沙文主义者。而要搞清楚这些问题，他就首先要知道人类学对种族这一概念的讨论和争论。种族概念实际上是一个文化建构，而且不断变化。在DNA技术出现之前，所有所谓种族的讨论无非以肤色和外观作为基本判断的依据。还应该指出，有严重问题的种族概念出现于欧洲中心观念的形成时期，我们中国人后来也接受了。北京一些知识分子一度成立了“中国人种改良促进会”，其基本假设就是中国人与欧洲人较量而失败的原因归根结蒂是一个人种和种族问题。当我们有了现代体质人类学知识的武装之后，我们就可以从人类进化的角度对种族问题形成自己的稳健而且是有依据的判断。
考古学也一定要学。所谓的考古学，一是对文化的研究，二是对文明的研究，这是考古人类学的两个部分。考古学使得我们了解人类的文化历史和人类文明历史。它帮助我们理解历史和文化传统的关系。比如通过考古学，我们对新大陆的食品历史研究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中国的农业发展史以及新大陆作物传入中国之后对我们人口增长和生态环境的影响。语言学也要学。通过语言，人与人的交流形式成为了世界上所有生命中最完美、最为系统、最赋有创新性的载体。所谓语言人类是对语言的社会属性之研究。语言定义了我们之所以是人，语言给予我们具有人性的创造性。另外，中国人类学还应该努力发展医学人类学和生态人类学。所以我坚决反对人类学在我国可以等同于文化人类学或者是社会人类学的说法。起码在本科教育阶段，我们对四科分支应该给予相当的关注，以使我们的学生不要一上手就仅仅注重文化和社会人类学，而忽视其他分支。
徐：美国的人类学教育和我们的人类学教育相比如何？
景：在美国比较好的大学里的人类学系绝对是四科取向，哪怕是不到10个教授的小系也是四科必修，包括考古学、体质人类学、文化人类学，还有语言人类学或者是医学人类学，或者是生态人类学，或者是政治人类学。反正前三科是缺不了的。我承认，国内现在能教四科人类学的大学只有中山大学。其关键是中山大学有教四科的老师。虽然受到种种限制，我还是要主张中国人类学必须包括起码四个分支。否则人家会问你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即人类学与社会学到底有什么差异？这一下就会把你给问住了。而有了考古学、体质人类学、语言人类学、文化人类学，人类学同社会学的区别就一目了然。如果你仅仅发展文化与社会人类学，人家会说你的人类在哪里呀？你跟我的社会学有什么差别？别人会说，蔡华老师做婚姻研究，社会学也做婚姻研究呀；你说你景军老师做历史记忆研究，我也有人做口述史研究呀；你说你做养老问题研究，我也有做养老制度比较的学者。所以我们一定要走四科的道路，必须使人类学这个学科有别于社会学。有人还会问，民族学放在哪里呀？答案十分简单：在人类学里面。实际上，在使用“民族学”一词的时候，国内许多学者经常忘记了民族学(ethnology)和民族研究（ethnic studies）之间的实质性差异。民族学是人类学的一部分，它绝对不等于民族研究，因为我们所讲的民族研究指对少数民族的研究。对少数民族的研究绝对是必要的，但是我们千万不能忘记，少数民族研究不等于人类学，它只能是人类学的一个部分。如果中国人类学仅仅局限于少数民族研究，那么中国的人类学就根本没有什么发展前途。道理很简单：人类学包括少数民族研究，但不等于少数民族研究。
徐：所以你刚才讲这个问题，实际上关系到中国人类学发展的方向和发展的思路。这对大家一定会有很大的启发。谢谢您接受我的采访。
【原载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期；
收入荣仕星 徐杰舜编：《人类学世纪真言》，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继续浏览：1 | 2 | 3 |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思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