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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我觉得你刚才讲的你的水库的兴奋点，是你进入人类学的一个切入点吧。你写了很多的文章，包括你的博士论文也有一部分是这个内容。所以从你的这个题目来讲，用人类学的理论方法来研究和思考你的研究对象，我觉得也是非常经典的。从你的人类学的研究来看，这是你的一个兴奋点，那你现在的兴奋点是不是在艾滋病？
景：到目前为止，我的研究分为三大块，即水库移民研究，儿童饮食习惯研究，艾滋病研究。我一般做研究通常愿意给它比较长的一段时间，所以我的水库移民研究整整做了十年。从1997年起，我开始研究儿童养育问题，是从儿童食品下手。这是受我导师的影响。我的导师James Watson 是哈佛大学的一个人类学家，中文名字叫屈佑天。他研究过麦当劳与消费文化的关系。当时我们正好有一个小群体，都是他的人类学博士生。我们说每次到中国做实地调查都要有一个副产品，就是去的时候除了大家的主要研究之外，每个人都要注意儿童食品。其结果是2000年《喂养中国小皇帝》（Feeding China’s Little Emperors）的出版。这本书由我编写，斯坦福大学出版，收录我们各自的研究成果。除了一名营养学家之外，为此书提供稿件的学者都是人类学家。
食品研究绝对是人类学中的一个古典题目。美国人类学家文思理（Sidney Mints）写过一本书叫《甜食与权力》(Sweetness and Power)，从甘蔗糖的生产和消费入手，解剖殖民主义带来的世界经济体系的变化。法国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写过一本书叫《生与熟》（The Raw and the Cooked）。生与熟在人类学对人类饮食研究中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就说我们中国人吧，我们的生与熟概念包括在人际关系中，关系生、关系熟，生人、熟人，都借用了食品语言。实际上，食品的生熟概念和贵贱之分都属于文化建构。没有一个民族把所有能吃的东西都算作是饮食。我们有些认为能吃的东西，外国人认为是不能吃的，这是因为人类对食品的分类是一种有文化差异的分类。
徐：儿童食品这块，从人类学角度来讲，你有什么观点要阐述？
景：首先我认为中国历史上没有儿童食品这个概念。1977年版的《辞海》里只有一个类似的词条，叫“婴儿辅助品”。除此之外，就没有其他涉及儿童食品的词条了，更没有现在所谓“儿童饮料”、“儿童健康食品”等五花八门的说法。我还认为，中国儿童食品业的形成就是消费文化对人类欲望的建构。人的欲望分两大类，一种是最为本能的欲望，一种是社会和文化建构出来的欲望。在现代社会，最为本能的欲望完全可以根据市场和金钱的推动来调节，而创造出一种新需求。在我们的研究中，我们查阅了老一辈人关于童年的回忆录，其中有一本是写老北京人的日常生活。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老北京只有两种勉强可以称为“儿童食品”的饮食，而且都是米糊。在母亲没有奶的时候，用手指头抹在孩子嘴里吃。实际上，直到上个世纪的80年代末期，中国孩子断奶之后吃的都是成人食品，没有什么儿童食品可言。我国城市改革开始于1985年，随后儿童吃的东西和大人吃的东西开始有一定的差异，而且逐步出现了一个儿童食品市场。这个市场满足的需求不是原生的，而是一种文化构建所创造出来的欲望。
文化构建的问题属于人类学的一个关键问题。人的胃口就是一种文化的建构。小孩子吃什么，怎么吃，涉及广泛的文化问题。所以编辑《喂养中国小皇帝》的时候，我写了两章。一篇从儿童食品看中国社会文化的变迁。另外一篇讨论儿童养育中的文化权威问题。文化权威是一种说服艺术；而社会权威带有强制性。比如说逢年过节，有人写一手好字，而且是繁体字，我们认为对联绝对不能用简体字来写的，而且庙里的字也全是繁体字。对繁体字这种权威的追逐，是对一种文化权威的服从。这不是说你用简体字去写了就要受到惩罚，而是你如果用这个简体字去写了这个对联，别人就会觉得你不伦不类。再用另外一个例子说明。没有任何人拿着枪逼你去看西医，但西医直接进入我们躯体是一个社会事实，在看西医的过程中，我们接受的是现代科学权威，也是对一种文化权威的接受。在儿童养育这个问题上，有哪一种文化权威在体现着呢？在我的大川儿童养育研究中，我把文化权威问题归纳成几大类。第一类就是以市场经济为代表的消费文化权威，它有强大的说服力，有文化基础的。第二类是科学权威，体现于中国优生优育的宣传，它不断告诉你，小孩子要吃得营养，儿童饮食要科学地调配。第三类是传统知识权威，包括天人合一和阴阳理念对中医的影响以及中医理念对中国人饮食习惯的左右。
徐：从你前面这两个案例来讲，你对人类学的方法、理论已经运用得非常成熟了，你可以从现在社会比较关注的热点问题当中找到比较古典的题目，这样做起来，尽管前面一个是比较政治化的，因为移民的问题，当时来讲是应该比较政治化的。儿童食品是比较生活化的题目，大家都很关注，在哪个地方它都是焦点问题，儿童食品也是非常多的，像现在这个问题，你这个题目就取得非常好，是《喂养中国小皇帝》。那你现在做这个艾滋病课题，你的结合点在哪里？
景：首先我对政治问题感兴趣。即使是儿童食品也碰到过政治问题，为什么能碰到呢？因为它马上和计划生育政治纠缠在一起。所以我应该承认我对政治感冒。1999年我想回国工作，2000年正式回来了。在清华，我和我的同事属于一个低度合作、高度认同的团体。这就是说，我们一般不在一块做课题或共同关心某一问题，但是大家的确可以相互欣赏，形成一种轻松的氛围，对我比较有吸引力。现在清华大学的社会学系在1952年以前一度是“社会学与人类学系”，在历史上集聚了一批优秀学者。所以每当走进我们系会议室的时候，我就会感到历史的重担。这个会议室两面墙上一边放了五张照片，都是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开山人，其中包括杨堃（人类学）、吴文藻（人类学）、吴泽霖（人类学）、费孝通（人类学）、潘光旦（遗传学、历史人类学）。就是这些清华的和其他院校的人类学老前辈使得中国人类学在国际上受到重视。伦敦经济学院人类学家福德里曼先生在1961年的一篇文章中指出，1950年之前，世界东半球的人类学重镇就在中国，因为那里的人类学家从事了最具有前沿性和创造性的研究。但是到“文革”结束的时候，日本的人类学、韩国的人类学、台湾的人类学、香港的人类学、印度的人类学，包括泰国的人类学都把我们的人类学压倒了。今天，令我感觉到欣慰的是中国人类学仅用了大概十五年的时间，形成了一个非常可观的一个团体，推出了一系列优秀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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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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