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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记述反映出隋唐西京城坊建置中诸多事项，可一 一阐释如下。
首先，是安上门在皇城诸门当中的重要性。隋大兴城与唐长安城的皇城，北连宫城，东、南、西三面均有门连通外郭城，其中东、西两面各辟有两座城门，南面设三座城门。皇城南门中为朱雀门，西为含光门，东面一门即是安上门。朱雀门是堂堂皇皇的正门，除非如举行南郊告天等重大典礼时皇帝卤簿经行其中之外，平常恐怕应是“门虽设而常关”。遭遇重大突发变故，为预防不测，关闭其馀诸门而独留安上一门，表明安上门在皇城诸门当中，应该是平常使用率较高的一座城门，不然，会造成过多不便。隋唐西京外郭城的大部分城区，分布在皇城南面，出入南门自然会给更多人带来便利；而南面东侧的安上门与西侧的含光门这两座城门相互比较，由于东宫官署在安上门街东侧，出入安上门，能够同时兼顾朝廷衙署官员和东宫僚属的便利。因此，平常行经安上门的官员，就要多于其他各门；遇有变故，也才会独留此门，作为通道。
唐末地方实力官员韩建，改建隋唐皇城作为当地官衙市民居处的“新城”，北、东、西三面都各自保留一座城门，南面起初虽保留了西头的含光门和东头的安上门两座城门，但韩建把含光门的三个门道堵死了两个，只留下东侧一个门道；最后在元代至正初年，连这一个门道也被彻底封闭，只剩下原来隋唐皇城的安上门，供行人出入。前后贯通分析，可知含光门和安上门使用情况的这一后续变化，应该也是隋唐皇城本即更多惯用安上门的一种自然延续。
另外，安上门一名，此前我没有在隋代史事中见到过记载，《冥报记》这则故事，是发生在隋代的事情，据此还可以认定，这座城门的名称，自隋迄唐，一直没有发生过变化。隋大兴城的皇城，除了南面正门朱雀门及其西侧的含光门之外，其馀各门的名称，也都缺乏隋代当时的史事证明。证明安上门的名称，对于研究隋大兴城与唐长安城特别是皇城诸门名称的前后承续关系，也是很有意义的事情。
其次，是康抱身为死刑逃犯，竟然能够在接近“紧急状态”的非常时期，蒙混进入皇城，到秘书省这样的重要衙署去找人，这说明当时皇城的戒备，并不十分森严。进入皇城，当然不会毫无限制，朝廷设有专门的“皇城门守卫”，绝然不得无故擅入，不过唐《卫禁律》所列阑入禁门罪名，仅涉及宫殿、太庙、太社、山陵等与王室直接相关的各类处所的禁卫制度，提到皇城的只有对违例开门行为的处罚规定，没有开列对违规阑入皇城门者之处罚名目，这也反映出唐朝皇城的门禁，确实不是特别严厉，至少远不能与宫城相并比，唐《卫禁律》规定对越过皇城城垣者的惩治要“减宫垣一等”，就能够印证这一点。唐《卫禁律》本是直接由隋律承续而来，相互之间，不会相差很多。《冥报记》这则故事，与唐律的规定相互印证，使得隋唐皇城的门卫制度，显现出大致的轮廓。不过，这仍然还只能说是一帧相当模糊的影像。
最后，抓捕康抱的曾某，由太平坊中的住宅出发，赴安上门入皇城，乃是经由善和坊西门之内，这反映出不止一个问题，其中最重要的是资以印证善和坊所在的位置。
北宋宋敏求撰著的《长安志》一书，是系统记述隋唐西京城坊最为完备的史籍，然而，令人遗憾的是，现存各种版本，均缺失朱雀门街西侧第一条街北头两坊的名称，而这两个坊的名称，涉及到隋唐西京城市布局当中一些十分重要的问题，譬如宫城食用水的供给来源、全国交通枢纽都亭驿的位置。清人徐松撰《唐两京城坊考》，将北头第一坊订补为光禄坊，并极不确定地姑且推测说，第二坊或许有可能名为“殖业坊”。实际上这是完全错误的。然而，至今尚有许多论及隋唐长安城的中外著述，不仅仍在盲目因袭徐松这一错误说法，甚至对此还做了更进一步的发挥，将徐松因实在没有把握确定而未曾标绘在所绘《隋西京外郭城图》上的所谓“殖业坊”，也不再做任何新的考辨，便径行认定坐实其事。
其实，这两个坊的名称，本可依据元人骆天骧著《类编长安志》加以补充，可惜的是由于此书流传甚罕，当年徐松在撰著《唐两京城坊考》时，没有能够看到。经日本学者福山敏男、中国学者黄永年以及我本人的研究，始确定这两个坊从北向南，应分别是善和坊和通化坊。另外，日本学者平冈武夫，很早就曾经注意到，在《册府元龟》、《云仙杂记》和《唐国史补》诸书中，都提到过善和坊这一坊名。今案《册府元龟》述及此坊，系记述唐人郑注“居京师善和里”，而郑注居处京师乃唐穆宗、敬宗至文宗太和年间事；《云仙杂记》又题《云仙散录》，所述善和坊事系唐末黄巢之乱时，有名许芝者，瘗埋所蓄“妙墨八厨”于其所居“善和里第”；《唐国史补》所记，乃唐时“善和坊御井”，尤侧重于开元年间事。凡此诸事，均未涉及隋代的情况，而隋唐长安城中诸里坊的名称，并非一成不变，往往因时而异，隋唐之际，就有很多改变，所以，这个善和坊在隋朝的名称是否如此，实际上还有待证明。
曾某所居住的太平坊，东面正毗邻唐时的善和坊，而此人从太平坊东赴安上门，要途经善和里西门，从这几个处所的相对位置关系上看，曾某所经过的只能是这个唐代的善和坊，绝无任何其他的可能。这一事件正清楚表明，善和坊在隋代即作此名称，并未有过更改。同时，以往考订善和坊的位置，使用的都是静态的记载，而历史文献中有关地理名词的记载，静态的记述，往往很容易产生讹误；具体历史活动中对地理位置的动态记载，则一般要比静态的记述更为准确。《冥报记》中康抱这则故事，也使我们得以运用动态的史料，来彻底证实善和坊的位置。
这位曾某人由家中去往皇城安上门时所走过的路径，还透露出有关隋唐西京城内交通道路使用情况的一项重要讯息。西京城内的坊里，都筑有坊墙围绕四周，而在特定的位置辟有坊门，供人出入。城市管理设有宵禁制度，夜间关闭坊门，限止诸坊居民不得相互往来；白天则按时开启坊门，通行不受约束。诸坊因其所在位置不同，所辟坊门的数目和位置也分为两种不同的类型，太平坊、善和坊这些位于皇城南面的坊里，都只辟有东、西两座坊门。曾某由太平坊去往安上门，本来可以出太平坊东门后，北趋外郭城金光门至春明门间的东西向大街（这条大街就在皇城的前面，北临安上门），东赴安上门，可是，此人却是东入与太平坊东门隔街相望的善和坊西门，这也就意味着他是要从善和坊内穿行而过。隋唐西京城内的街道以及坊里内部连通各坊门的主要街道，都呈规整的棋盘格式直交分布，曾某穿行坊内东西横街，并不会比走外面的大街更节省路程。因此，他的这种走法，只能理解为别有原因的通行习惯。数日后曾氏复重走此路，并前后两次在善和坊内东西横街的路上，都遇到了骑马路过的康抱鬼魂，亦同样表明当时普遍有人这样经行坊里内部的街道。
那么，当时何以会产生这种“行不由径”的习惯呢？唐成安城中规整的坊里制度，使得西京城内里坊间的大街，道路两侧全部都是光秃秃的黄土夯筑坊墙，仅极个别三品以上高官的宅院以及某一些在坊内所处位置极为特殊的住宅，可以凿开坊墙，朝向大街开设宅门；而这种封闭式坊里管理制度，完全是从隋代沿承下来的前朝旧规。这样一来，不仅略无景色可观，同时在这些街道两侧也找不到任何一处城市生活服务和文化活动设施。对于这样一座巨大规模的都市来说，这是难以想像的事情，必然要有相应的替代办法；而当时唯一可行的措施，便是将这些设施，安置在坊里内部主要街道亦即连通各个坊门的街道的两侧。
在生活服务方面，譬如徐松在《唐两京城坊考》书中考稽出来的长兴坊毕罗店和旅馆等，就是这样的设施；又日本学者加藤繁，在《宋代都市的发展》一文中，亦举述唐长安城宣阳坊内有设“小铺席”以“货草剉姜果之类”者，升平坊“门旁有胡人鬻饼之舍”，崇仁坊内有专门制作、修理并有可能也同时兼事贩卖乐器的人家；另外，比如在永昌里内有茶肆，等等。在文化生活方面，如寺院包括“俗讲”在内的各类佛事活动，在隋唐时期的城市社会生活中居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著名的“和尚”文淑，在京城寺院“聚众谈说”，就经常会达到“听者填咽”的程度，而西京城中更有一些专门的“戏场”，“多集于慈恩，小者在青龙，其次在荐福、永寿”诸著名寺院之中。这些寺院都分布在坊里之内，经行坊里内部的街道，也便于察看相关的情况。在敦煌变文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唐代长安城内“一任百姓点灯供养，诸官看灯，非常作乐”这样的公众娱乐场景。就便利用这类生活和文化设施，以及观赏察看坊里当中的各种大众群体活动，这应当即是当时人舍弃大路不走而去穿行坊里的主要原因所在。
由此进一步推论，还可以看出，看似无比严整的隋唐西京坊里制，在其始建之初，即已为日后的瓦解，种下了必然的因缘。因为像曾某这样舍大街不行而以坊里内部的街道为正途，假若忽略不考虑宵禁这一因素，这些坊里内部的街道，实质上与坊里制崩溃以后城市街道的性质，已经颇为相似；而长安城内的宵禁，在唐代执行得本来就不很严格，常常出现诸坊坊门“或鼓未动即先开，或夜已深犹未闭”的景象。坊内坊外街道规模上的主从关系一经转换，由前者变换为后者，就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了。过去在研究唐宋之际坊市制度的变迁时，大多只关注临街开门开店现象的出现和增长；而透过上面的分析则可以看到，坊里内部街道与坊外大街之间的地位变换，实际上在这当中也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其重要性至少不在朝向坊外大街一侧另行改门设店之下。加藤繁曾经注意到，在唐宋坊市制度变迁过程中，封闭集中交易的市制，其较早出现的废弛现象，是一部分本应在市内经营的店铺，开始向邻近于市的里坊转移。按照常理，这些搬迁到民坊当中的店铺，一定要尽可能侧临坊里内部的主要街道。贯穿这一中间环节，再来审视坊市制度的前后演变过程，尤其易于清楚看出隋唐间人通常穿行坊内街道这一点对城市布局变迁的影响作用。
在《冥报记》一书中，还有一些涉及隋唐西京城市构造的资料，有待日后结合其他文献，进一步深入探究利用。譬如书中尝述及西京城内有所谓“传坐”风俗云：
长安市里风俗，每岁元日以后，递作饮食相邀，号为“传坐”。
这种“传坐”风俗所反映的市里居民内部联系，直接关系到坊里作为一个地域居住单元的历史渊源，它可以一直向上追溯到秦汉以前以血缘为主的村社组织。不过，其具体的演化历程，漫长而又复杂，影像愈为模糊，已经不是在这里三言两语所能简单描摹的问题。
2006年10月10日记
(刊《清华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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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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