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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溯中国古代城市特别是历代都城的演变历程，便可以为这种重西轻东的现象，找寻到历史的渊源。杨宽总结中国古代都城的平面布局形态，指出从西周时期开始萌芽、历经春秋战国一直持续到西汉时期，从总体上来说，在东西方向上，一直是宫城居西，郭城在东，即君王居西。这种布局形式，到东汉洛阳城才开始发生改变，北魏洛阳城始基本确立了宫城居北、外郭城环绕西、南、东三面的另一种布局模式，亦即君王居北。隋文帝建造的大兴城，承续的便是北魏洛阳城奠定的这一传统。杨宽分析上述君王居西临东平面布局形态的产生原因，以为基于当时社会礼制所形成的重视居处于西方的观念，是其主导因素。反映这一观念最有代表性的表述，见于王充在论述当时“西益宅不祥”的民俗时所讲的一段话：
夫西方，长老之地，尊者之位也。尊长在西，卑幼在东。尊者，主也；卑幼，助也。主少而助多，尊无二上，卑有百下也。
“西益宅”吉利与否，本是民间普遍的观念，并非专指君王的宫室，所以，王充在这里所云“长老”，亦并非仅仅局限于君王。与王充同属东汉的学者应劭，在所撰《风俗通议》中谈论同样问题时，更明确讲到是“俗说西者为上”，可见这显然是一种民间广泛通行的习俗。
一种普遍的社会观念一旦形成，往往会具有强劲的惯性。这种居址选择尊崇西方的观念，在北魏洛阳外郭城中，仍然可以见到清楚的痕迹；尽管当时洛阳城中宫城与外郭城的方位关系，较诸秦汉以前，已经发生了根本改变，不再以西方为至尊之位。杨衒之《洛阳伽蓝记》记述北魏皇族在洛阳城中的居宅说：
自延酤里以西，张方沟以东，南临洛水，北达芒山，其间东西二里，南北十五里，并名为寿丘里，皇宗所居也，民间号为王子坊。
北魏洛阳没有修筑外郭城垣，张方沟位于外郭西部边缘，即起着洛阳城西垣的作用，在延酤里与张方沟之间这两列南北向排列的里坊，从外郭南缘的洛水侧畔向北一直延伸到北缘的芒山脚下，总计共包含有全部十五行东西向排列的里坊，可见当时是把贴近外郭城西部边缘的整整两列里坊，全部划定为皇族居住区（见图4）。显而易见，“尊长在西”的居处观念，依旧在这里起着支配性的作用。
图4：北魏洛阳城寿丘里位置示意图
（采自杨宽《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第146页）
元魏洛阳外郭城重西轻东的布局形式向我们表明，权贵宅邸在隋大兴城西部的相对集中，应当也是“尊长在西”观念在社会上的自然延续。这种空间观念在都城布局当中彻底消退出去，乃是迟至唐代中期官员宅邸在长安城东部集中以后的事情。隋炀帝营建东都洛阳，将宫城建在城市西北部，而不是像文帝所建大兴城那样，将宫城置于都城北侧的中间部位（见图5），应当也是这种“尊长在西”的观念，还在发挥着很大的影响。不过，隋东都洛阳城这种“倒退”，只不过是都城平面布局历史演进过程中一段暂时的徘徊。在这样一种整体的发展背景之下，我们便很容易理解，作为建造大兴城的最高总管和当朝柄政的宰相，高颎选择偏处西垣之下的熙光坊来建造自己的住宅，正是意图占据吉祥的“尊位”。大兴城西部其他权贵住宅的主人，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也应当不同程度地有类似的考虑。不过，由于这只是一种历史的惯性，实际礼制中的方位关系，尤其是帝王居地的选择，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尊长在西”的观念，在社会上已经不再具备秦汉时期那样绝对普遍的意义，加之诸如与市场、主要城门、宫城和皇城等建置的相对位置等等，这些从来也都是影响人们选择居址的重要因素，所以，实际上应是信者自信，非者自非，也有一些人更在意实际生活中相对便利或者是环境比较优越的区位，所以，大兴城中的各色人等，事实上是普遍错杂而居，如以上统计资料所示，就连诸王子的府邸，也只是较多散布于城市西部诸坊而已。
图5：隋东都洛阳城市结构示意图
以上是切入《冥报记》有关隋代西京的记载，我们所看到的一项最重要的城市布局特征。不过，目前在这里所能看到的还只能说是非常浅淡曲折的浮光掠影，今后还需要做更多的研究，来进一步论证这一问题。
接下来透过《冥报记》这则信行故事下面一些记载所看到的另一幅影像，就比上面所说要直接和清晰许多：
后（信行弟子僧）邕与其徒众隐太白山，谓众曰：“当与师等还京。”众敬邕，皆从之，即下山。夜宿武功，未明便发，谓众曰：“师等努力，今暝必须进城。”日没，至漕上，闻鼓音，叹曰：“城门闭矣！”遂宿于逆旅。至昏时，悲泣曰：“无所及矣！”众问其故，不答。明早入城，至真寂寺，而信行昨夜昏时气绝。寺僧怪问邕来，答曰：“在山遥见多人，持香花幡盖，从西来入开远门，向真寂寺。邕疑禅师欲去，故来也。昨夜昏时，见禅师导从西去，顾与邕别，故知不及也。”
僧邕等人经过的“漕上”，是指隋代漕渠的岸上。隋文帝开皇四年初开这条漕渠时，其正式的名称为广通渠，隋炀帝即位后则因“广”字触犯其名讳而改名为永通渠，并且成为炀帝修建完成的隋代整个大运河体系的一部分，承负着由黄河河道向京师大兴城转运漕粮等物资的职能。漕渠尾闾东入黄河，是由唐咸阳县西十八里处筑堰分引渭水。
关于隋代漕渠渠首段在大兴城附近流经的地点，以往在有关隋代的史事当中，所知仅有《册府元龟》记述的“经大兴城北”这几个字。隋唐武功县治都在渭河北岸今武功县西，僧邕一行人下太白山后，先渡过渭河北至武功，是由于沿渭河北岸延伸的道路，是隋唐西京城通往西方最主要的干道，从武功东入隋唐西京城，要通过西渭桥南渡渭河，转趋京师西侧北门开远门。《冥报记》上述记载清楚反映出，隋时沿渭河北岸的大道，经过武功和西渭桥，进入大兴城开远门，要途经漕渠；而后来唐太宗贞观年间玄奘从印度求法归国，在进入长安城之前，也同样是先“宿于漕上”。唐代迟至玄宗天宝元年，才重新开挖疏浚，利用漕渠，所以，玄奘经过的漕渠，也只能是隋文帝时期旧有的渠道，二者相互印证，可以确认隋代的漕渠，一定是与这条隋大兴城西出的大道相交叉。
《冥报记》中对于隋唐西京研究具有比较重要学术价值的内容，还有下面这则关于康抱的故事：
隋有康抱者，江南搢绅之士，少有学行。大业九年，杨玄感作乱，其兄受感武官，抱缘兄坐当死，而潜避，自匿于京师。至十年，抱因入秘书省，寻觅旧识。是时炀帝不在，皇城诸门皆闭，惟安上一门，出入皆由之。抱适入门，遇见一旧相识人姓曾。曾亦江南人，时判留守事，见抱，与语，……曾氏使人逐捕之，……抱寻伏诛。……后数日，曾宅在太平里，将入留守，由善和里，于西门内，忽见抱乘马，衣冠甚鲜，二青衣从后，谓曾：“我命亦将尽，然尚可三年，由卿枉我。我今任泰山主簿，已请天曹报杀卿！”曾叩头谢罪，请为追福，抱许，而忽不见。数日，又遇抱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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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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