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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冥报记》原书两卷，在世俗目录书籍当中，最早见于《旧唐书·经籍志》著录；佛家著述，则较此更早有唐高宗时人释道世，在所撰《法苑珠林》中，称述其书乃“唐朝永徽年内吏部尚书唐临撰”。
案唐临《旧唐书》有传，贞观二十三年高宗即位之初，检校吏部侍郎，其年迁大理卿，翌年亦即永徽元年，擢任御史大夫，“寻迁刑部尚书，加金紫光禄大夫，复历兵部、度支、吏部三尚书。显庆四年，坐事贬为潮州刺史，卒官，年六十”。依此，唐氏出任吏部尚书，完全有可能是在永徽年间。又唐释道宣《广弘明集》尝述及“近见大唐吏部尚书唐临《冥报记》”云云；宋人陈振孙所撰《直斋书录解题》，亦著录云“唐吏部尚书京兆唐临本徳撰”。“本德”为唐临字，见《新唐书》本传记载，道宣与陈振孙并称唐临身份为吏部尚书，应是录自唐临本人在《冥报记》卷端题写的职衔姓名，今日本所存唐写本《冥报记》，每卷即均题作“吏部尚书唐临撰”。《法苑珠林》作者道世的行年，仅略微迟晚于唐临，参据释道宣和陈振孙的记述，可知此释道世在《法苑珠林》中所说，信而有徵。进而求之，《冥报记》书中记“绛州大德沙门释僧辙”事，谓僧辙坐化于永徽二年正月，“至今三岁，独坐如故”，今释慧净法师复据以判断此书应撰著于永徽五年，较前人著录的成书时间，更为具体，足以信从。
唐临在高宗永徽五年前后写成的《冥报记》一书，记述南北朝至隋唐间因果报应故事，用以醒悟世人，皈依崇信佛教，其中尤以隋唐间人灵应事迹为主，而且颇有一些故事，发生在这两个朝代的都城（京师），亦即其西京隋大兴城和唐长安城之中。唐临本人籍隶长安，且身历隋亡唐兴，武德初即效力于李唐王朝，后累历高官；祖唐瑾为北周内史，伯父令则隋末任左庶子，外祖高颎仕隋位居尚书左仆射，受封齐国公。家世渊源和自己受学做官的履历，都使得他具备充分的条件，熟悉隋唐时期长安城的宫宇寺观、街巷坊曲；而唐临自言其撰述《冥报记》一书，乃是一一“具陈所受及闻见由缘，言不饰文，事专扬确”，即叙事力求信实，以使“后人见者，能留意焉”，达到其通过这些故事“徵明善恶，劝戒将来，实使闻者，深心感悟”的著述目的。因而，尽管这部《冥报记》中所记事项的前后因果报应联系，几乎纯属胡思乱想，牵强附会，但书中所述这些故事发生的场所等与因果报应并无直接关联的具体事项，却大体可以视同信史，藉以复原隋大兴城和唐长安城的历史面貌。
隋大兴城和唐长安城，在当时是具有重大世界性影响的国际大都市。最早系统记述这座城市的传世典籍，目前所知，乃是唐玄宗开元年间史官韦述撰著的《两京新记》，然亦仅有残本存留于日本。《冥报记》书中涉及到的隋唐西京城情况，虽然零星不成系统，但都是高宗永徽年间以前的情况，足以证实或是补充《两京新记》等晚出著述的记载；加之这种不经意的记述，有时反而会比经意的记述，更为准确地保存下一些重要的史事，起到专门著述无以替代的作用，因此，即使存有同一时期的专门著述，对此仍然不容忽视。
《冥报记》成书以后，曾经在社会上风行很长一段时间。《旧唐书·唐临传》尝谓《冥报记》“大行于世”。如前所述，约略同时人释道世所撰《法苑珠林》，即屡屡称引其书，这是《冥报记》一书迅速广泛流行的明显佐证。宋初官修《太平广记》，同样大量摘录《冥报记》书中的灵异事迹，说明进入宋代以后，此书依旧相当流行。宋元时期乃至明代通行的《冥报记》版本，一如其纂就之初，仍是编作两卷。惟其书至迟在经历明清之际的战乱动荡之后，即已在中国隐没不显，原本并最终遗逸失传。在清顺治年间刊刻的宛委山堂本《说郛》当中，收有所谓唐临撰《报应记》一卷，然仅寥寥十数则，与他处所见唐临《冥报记》内容了不相干，且多涉及唐临身后之高宗龙朔、麟德乃至武则天时期事项，知其绝非唐临所著书无疑。因此，清修《四库全书》，未能将《冥报记》录存其中。
今所见《冥报记》之通行传本，乃是晚近日本僧侣和佛学人士编入《大正藏》及《卍续藏经》当中的本子，所据底本，是唐代传入日本的古写本。民国时上海商务印书馆印行《涵芬楼秘笈》，收入此书，其在中土，始得以重新流布。这个写本，卷次编为上、中、下三卷，乍看起来，其篇幅较唐临原本，似乎有所增加，实际上则非但没有增多，反而还有很大幅度减省，《法苑珠林》、《太平广记》等书所征引的《冥报记》，就有一些条目，竟完全不见于此本，说明当年流传到日本的这种写本，只是一部颇有减省的缩略摘录本，其所标注的卷次，或许也是出自当时传抄者的随意编排。尽管如此，这已经是目前所知《冥报记》一书最为完整的一种传本了。
清朝嘉庆年间，在地理学和文献学两方面都颇受时人推重的学者徐松，撰述一代名著《唐两京城坊考》，逐一罗列隋唐东西两京亦即长安城与洛阳城的诸项建置，虽然书中已屡屡引及各类稗说杂记，然而，此《冥报记》一书，因当时在国内已经没有比较完整的传本，徐氏无缘寓目全书，只能通过《太平广记》等书，看到一些零星的佚文，自然未能充分利用书中相关的记载。拾其所遗以补其所缺，这也是本文选取此书来掠观窥测隋唐西京城内某些景观影像的基本缘由。
今本《冥报记》开篇第一则故事，便涉及到隋唐西京城市平面布局当中的一项重要问题，即在隋大兴城建成之初，外郭城中的居民，在选择宅邸时，对所在区位主要有哪些考虑？唐临在这则故事中讲到，“隋京师大德沙门信行”，本居相州法藏寺，“开皇初，左仆射齐公闻其盛名，奏文帝，徵诣京师，住公所造真寂寺”；在紧接其下的第二则“京城真寂寺沙门慧如”故事的结尾，唐临再一次讲到这座寺院时，复谓此寺，乃是其“外祖齐公所立，常所游观”。这位信行和尚，乃隋唐时期重要佛教宗派三阶教的创教教宗，此番被延聘至京，对三阶教在全国广泛传布，意义至关重大，研究隋唐佛教地理，需要予以特别关注；不过，在这里引起我注意的只是信行驻锡的真寂寺这座寺院的前身。
唐临的外祖“左仆射齐公”，乃是文帝时尚书左仆射齐国公高颎。唐人韦述撰《两京新记》，记述高颎乃是捐舍自己的住宅立此真寂寺。不过，《两京新记》记述这座寺院的名称为化度寺，至北宋时人宋敏求，始在《长安志》中载明化度寺初名真寂寺，唐高祖武德二年方改名为化度寺。《冥报记》这条记载的价值，首先即是可以印证《长安志》记载的寺院本名，乃确实可信，不必以未见于韦述的《两京新记》而对其产生怀疑。
高颎不仅在文帝纂位之初，即操持政柄，前后“当朝执政将二十年”，权位之重，满朝罕有其比，更为重要的是，他还是主持大兴城营建的“新都大监”，总领其事，史称大兴城“制度多出于颎”。以他这种特殊的地位和身份，在大兴城建成后，将自己的住宅选定在哪里，在很大程度上会具有某种标志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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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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