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人的思想中，人类学的重要性显得很矛盾。人类学是一门时髦的学科，以游记为主的电影和文学作品的盛行，以及有学问的人们对人种学表现出来的兴趣，都证明了这个观点。在十九世纪行将结束时，人们喜欢同生物学家攀谈，提出有关人类和世界的哲学问题；此后，民众的关注点又转到社会学家、历史学家和哲学家身上。
近几年来，人类学开始发挥相同的作用，我们期待着从人类学角度获得综合的分析以及生存与希望的原因。
这种趋势首先出现在美国。作为一个年轻国家，美国肩负着倾尽全力创建人文主义社会的责任，因此，美国没有任何理由沉浸在对希腊和罗马文化的崇拜之中，并借口称在古代欧洲的文艺复兴时期，人类就将自己视为最理想、最有必要研究的对象，只有通过对这些文明的研究人们才能够获取更全面的信息。到了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整个人类社会，或者说几乎整个人类社会，都可以作为研究对象。
既然如此，为何还要将自己局限起来？在研究人类整体时，我们不可能忽略一个双重事实——在全球绝大多数人类居住地区，在99%的人类历史中，人们经历的生活方式、信仰和各种制度都是人类学家研究的内容。
第二次世界大战加深了这个趋势。全球战略突然间将世界上最落后的地区展现在人们眼前，最后一批“野人”曾经居住在这些地区——北美洲，新几内亚，东南亚内陆，以及印度尼西亚群岛。
此后，这些充满神秘与异域风情的名字只出现在地图上，通常标注为长途邮政飞机的中转站。另一方面，随着航空业的发展，距离逐渐缩短，地球逐渐收缩，卫生事业的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果：在心理与精神方面，由于交流与沟通的增加，人口的增长在某种程度上比过去减少的变化更加明显。
地球越来越小，人口密度越来越大，似乎不再有偏远、落后的人类群体。各个群体之间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相互接触，他们在安全领域所具有的感情、野心、抱负与恐惧关系到他们的繁荣与生存，而物质进步似乎更为他们的繁荣与生存提供了一种坚不可摧的保障。
在一个有限的世界，人类学的浪潮－无限制无边界的人文主义，看似客观环境竞争的自然结果。即使我们主观上希望是自然竞争的结果，我们也会不由自主地对新几内亚猎取人头的最后的野人感兴趣，理由十分简单，他们对我们也感兴趣，这似乎是我们对他们进行研究和采取行动所没有预料到的结果，他们与我们都是组成这个世界的一部分，很快会共享同一种文明。
充满荆棘且缓慢的演变进程在经历了各种为人所知和不为人知的曲折后，将数千年来相差甚远的思维方式与生存习惯逐渐拉近，使其相互渗透。在全球范围内，无论合理与否，基督教、伊斯兰教与佛教文明都自视为人类的最高文明；另一方面，将这三种文明结合起来的机械文明深受各种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的影响，并且从内部对其进行改变。对于这一点，我们的认识还不够透彻，但实际上，这些方式已经成为人类学的研究内容。这些所谓“原始”人或者“远古”人并没有消亡。他们或快或慢地融入身边这个具有世界性的文明。
这些原始人远没有丧失他们的新奇，而且与我们的联系与日俱增。在此要举一个例子，西方社会引以为豪的、滋养了整个地球的伟大文明在各地都孕育了“克里奥尔人 ”。这伟大文明在不断发展的同时，必须面对不同的精神因素与物质因素，并且从此以后须与这些因素共存。为此，人类学问题不再属于某个特定的专业，这些问题也不再仅仅由学者和探险家来研究。这些问题以最直接、最迅速的方式成了全体公民的事情。
那么矛盾性是指什么呢？这个问题具有双重性。首先，我们的学科主要注重研究“原始”人。试想：在公众舆论承认其研究价值时，人类学是否即将成为一门没有研究对象的学科？
这些变化使得我们对“原始人”的理论研究兴趣日益浓厚，从而导致“原始人”的实际灭亡。这个现象应该不是最近才出现的；1908年，弗雷泽在其人类社会学开讲讲座上对着台下的政府官员和学者，用夸张的戏剧性语言指出了这一事实。但半个世纪以来，“原始人”的消亡节奏并没有因为人们的关注得到控制，人们的关注反而加速了消亡的速度。
在此我还要举几个例子。澳大利亚土著人的数量从殖民之初的25万下降到现在的大约4万。官方报告称，这些“原始人”时而为生活所困，时而被禁锢在矿区附近，沦落到在野外偷偷捡拾垃圾，居住在破烂的小木屋里；为了修建原子弹爆炸实验场和火箭发射基地，他们有时还会被赶出作为避难所的荒无人烟的沙漠。
社会和文化发展的普遍规律和动物生态学（“人类学”）的科学界定一直是争论的焦点。列维-施特劳斯处理这些问题或其他问题的方法受到 “结构主义”方法所固有的过分公式化的钳制。现今这种结构主义的方法在科学界盛行，而列维-施特劳斯恰恰是这种方法的杰出代表。
S•A•托卡瑞夫（S•A•Tokarev）（苏联），
──教科文组织文档库：1966年5月20日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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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教科文《信使》2008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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