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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观念与祖先观念的叠合，直接导致了神话与历史传说的衔接和融合，进而诱发了神话的历史化。
史诗系列由后稷诞生伪神话一直写到武王伐纣，代商而有天下，建立周朝，神话与历史直接相衔接，十分明显地反映了周人关于历史起源的神秘观点。在后两篇史诗中，上帝更直接参与了周人的创业活动。例如《皇矣》叙述太王按上帝的意志开辟歧山，创建根据地以及文王“顺帝之则”伐密伐崇，为子孙事业打下了基础；《大明》叙述按照上帝的安排先王完成了婚姻大事，他们的婚姻都是“天作之合”，而武王伐纣更是上帝“憎其式廓”，天命转移的结果。这里把历史的发展和变迁作为神的安排，把个人的行动说成是神的意志的体现，神话和宗教由此不断地渗入历史，并与历史结合起来。十分明显，周人把巩固自己统治的主观要求说成天意的体现，目的在于证明自己统治的神圣性与合理性，其狭隘功利特征非常明显。周人的着眼点虽然在于政治，但其影响却远远超出了政治，而使神话宗教与历史相融合，最终诱发了神话的历史化。当然，这几篇史诗还只是使历史与神话相衔接和融合，而不是把神话直接转变为历史，但是仅此已足以证明天地一气，神人相通，神话与历史互渗。按照周人的这种逻辑，既然神能够参与和干预人间事务，写下了轰轰烈烈的历史，那么焉知荒诞离奇的往昔神话没有事实的根据？所以，神话有历史的影子这一神话学原理已经被奴隶制的思想家蒙胧地认识到，当然他们只能从宗教神学的推衍从反面得出这一认识。
可以肯定地说，尽管史诗系列还没有把神话历史化付诸实践，但是，它们所体现的观念却成为它出现的基础和前提。
其实，上帝主宰历史的神意史观和天命观念早在西周之前就已出现，那么，为什么神话历史化却出现在体现这种观念的《诗经》史诗系列之后，而不是更早些？其中原因除了其他条件（如历史意识的成熟等）之外（注：参阅拙作《论神话历史化思潮》（《南开学报》，1993.2.）。），还在于一种理论或观念的成熟，真正为人所接受还需要“实践”。像任何其他思想观念一样，神意史观也有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当它还仅仅停留在初期认识阶段，内容尚不够充实，理论也不完备时，其作用和影响与后来相比都还是十分有限的。商代和周初贵族统治者的一些政治言论，如《尚书》某些篇所记载的，自然体现了这一观念，不失为这一观念的具体应用。很明显，作为运用这种观念对历史发展的初次阐释，它们还缺乏完整和系统。统观中国思想史，可以知道第一次大规模运用这种观念比较系统地叙述和阐释历史的，不是政治文告，不是治国方略，而恰恰是反映周人创业开国历史的《诗经》史诗和其他有关诗篇。尽管它们采用了诗歌的形式，但从思想实质上看，却是宗教哲学思想的具体阐发，是神意史观的具体运用。通过这次“实践”，神意史观再也不是停留在抽象观念的阶段，而进入了政治历史学的领域。一次实践胜过一打理论，在信息不发达的古代尤其如此。运用神意史观阐释历史，从某种意义上看，也是用历史事实来论证理论。因此，正是通过《诗经》史诗和其他有关诗篇，神意史观的影响才真正迅速扩大并广泛辐射到意识形态各领域。至此，才可以肯定它真正超越了幼稚阶段而走向成熟。奴隶制时代的早期思想家运用这种观念打通神话与历史的界限，促使神话历史化，也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有可能。
《诗经》中除《生民》等五篇史诗之外，《商颂》中的几篇作品对神话思想研究来说也很有价值。
《商颂》现存五篇：《那》、《烈祖》、《玄鸟》、《长发》和《殷武》，本是商人祭祀先公先王的颂诗，商亡后，辗转周折，传到殷商后裔宋国贵族手中，经宋大夫正考父加工整理而成。后来收入《诗经》，即我们现在所见的样子。所以，《商颂》实际是跨时代的产物：既有崇尚暴力，夸耀武功的奴隶制时代的历史特征，又有“不刚不柔，敷政优优”（《商颂·长发》）的文德思想；既保留了殷商文化所继承的图腾崇拜和巫术礼仪的余绪，又有符合伦理道德原则和日常经验的理性精神的闪光；而在艺术形式和语言上，它一反商代言辞的简约和西周文章的涩奥而呈现出一派春秋时代详瞻和明快的文风。所以，说它是综合了不同时代文化精神和审美情趣的产物是完全符合实际的。
从神话学的角度看，《商颂》与《生民》等史诗相比，除了在思想观念（如天地一气、神人相通、神话与历史互渗等）上有一致之处以外，还有很大的不同：《生民》等五篇史诗，在总体上神话和历史相衔接，但在一篇诗歌中，或写神话，如《生民》，或写历史传说，如其他几篇史诗，彼此还是分离的，没有将神话和历史直接写在一篇之中。《商颂》则不然，在一首诗中使历史与神话直接相接，如《玄鸟》写商汤开创基业建立商朝却上接神话：“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茫茫”，即有娀氏之女简狄吞玄鸟卵而怀孕生契的神话故事。《长发》叙写和歌颂成汤及历代先王的功德，却从“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及“有娀方将，帝立子生商”的神话故事写起。在这些诗篇中，历史与神话直接相接，一贯而下，历史的叙述内在地体现着宗教观念，外在地与神话直接结合，神话与历史的结合可谓达到了彻里彻外，彻头彻尾的程度。世界神话史证明“在重要的历史关头，神话也可能现实地载入史册”（注：戴维·利明等《神话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87页。），商民族始祖的诞生对于商民族来说当然是重要的历史关头，他们这样写，自有其原因和观念根据。在他们看来，神话可以理解为历史——不是历史的影子，而是历史本身，历史的源头是神话，人的王国来源于神的王国；神话与历史不过是历史一元发展的不同阶段而已。前边说过，人们曾经用各种方法对人类及其意识发展的历史进行概括和解释，《商颂》的作者以诗歌的形式蒙胧地表达了自己的历史观。
在商人看来，历史与神话既然属于同一范畴的发展系列，并且可以融为一体，那么二者当然也就可以互相转化。《商颂》把玄鸟降而生商当作历史，并且与先王创业的活动直接相接，那么，对于其他神话当然也可这样处理。至此神话的历史化已经是水到渠成事情了。
所以，如果说《诗经》史诗提供了神话历史化的观念基础，那么，《商颂》则可以视为神话历史化的前奏。种种迹象表明，一场规模浩大的神话历史化思潮如同疾风暴雨即将向中国上古诸神袭来，将他们一个一个地从天上请下人间的时间已经来临。
(原载《文艺研究》 1994年03期，文中涉及的图表、注释、参考文献、公式等内容请参见纸媒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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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艺研究》 1994年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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