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㈠ “医药之祖”
近年国内的新史学者顾颉刚氏，提出了“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意见。这，从我国（或不止我国）的古史的某方面看，是一个不可颠扑的“真实”。中国古史上几个所谓早期的帝王，他们大部的“业绩”，是箭垛一样集成的。关于“医药之祖”的故事，恐也没有什么例外。
伏羲、神农、黄帝三位所谓古圣王，是受到极多从四方八面的箭竿射来的箭垛人物，他们可说是中国传说中文化创造的“巨人”。因之，做为“医药之祖”的文物神话中的主人翁，他们也各占有其分儿。
关于伏羲与医学关系的记载，最早的我们现在只能上溯到晋皇甫谧的《帝王世纪》。据云，伏羲氏仰观俯察，造书契，画八卦之后，于“六气六腑，五脏五行，阴阳四时，水火升降，得以有湘，百病之理，得以类推。乃尝味百草，而制九针，以拯夭枉焉。”[2]宋罗泌氏的《路史》也有和这相似的记述。
神农的作医药，也著见于皇甫氏书中。据云，他“尝味草木，宣药疗疾，救夭伤人命，百姓日用而不知：著《本草经》四卷。”[3]后干宝氏的《搜神记》及司马贞氏的《史记三皇本纪补》等并记有“以赭鞭鞭草木”一类的说法。
皇甫氏又谓黄帝，“命雷公歧伯论经脉傍通问难八十一为《难经》，教制九针，著《内外术经》十八卷》。”[4]大约因为所谓《素问灵枢》等伪经很流行于后代之故吧，一提到医药，大家便会自然地想起黄帝来。在一般人脑中，他和医药关系的亲切，至少不在神农之下。
除了他们三位古帝王外，我们不能不再提到一个同样有力地被承认为医药之祖的人，那就是巫彭。在战国时，吕不韦门氏下宾客所编著的书中，已有“巫彭作医”之语[5]。后来许慎著的《说文解字》也明写着同样的语句[6]。巫彭之被认为医祖是很显然的。
上述四人中，都是本身强有力地被做为医祖看待的。但是，这在史实上的意味，究竟怎样呢？我们觉得第一成问题的，就是所谓“医祖”的话，能不能够成立。从一般的文化史看，许多产生于原始时代的制度、文物，大都是各氏族或种族中多数的人们，迫于急切的“需要”而营造出来的，并且慢慢地经过着许多时间才臻于完成。某种族中某人对于某种事物的贡献特别来得大，这或是可有的。但硬说某种制度、文物，是哪一位英雄突然独创成功的，那怕仅是远离了“真际”的“传奇”而已。关于我国远古医药的起源，也当做这样看才较妥善。其次的问题是，像伏羲、神农、黄帝等这种“箭垛式”的人物，关于彼等与医药之关系的话，恐也不是很靠得住的。又我国古代史上的文化阶段，近年由地下出土材料的证明，在商朝未年，尚是铜石器并用，从畜牧的生活过渡到农耕的时期[7]。像旧史所记，神农、黄帝已完全进到农业时代；而彼等于医药贡献上的成绩，又是辨味草木的品性，制作金属的道具[8]。他们的时代，若真如旧史所承认那样秩序地远冠在殷、周以前的，这文化史演进上颇为凌乱的情况，恐怕不是科学常识健全的人所肯随便相信的吧。（关于巫彭，下再提及。）
总之，商代以前，一切文化情况，都在惝怳迷离的梦影中，要得看到一点清楚的眉目，恐非靠地下石头起来说话，是很少较完满的希望的。
关于商代的医药情形，我们都知道的，仍然是很贫乏。前人虽有“伊尹创医药”的记述[9]，其靠不住的程度，恐更在伏羲、黄帝等传说之上。伪古文《尚书》中所谓商代高宗时文件的《说命》上篇，有“若药弗瞑眩，厥病弗瘳”的话[10]。这似乎给予了我们一点关于彼时药品治法已很盛行的说明。但因它是寄存在伪史料上面的，是否可信却是一个未决的问题。近年河南安阳殷代故墟出土的甲骨文字，有如下一类的语句：
“缺未月日老缺片疾四日”
“已缺卜贞好■之瘳”
“贞箙来■之瘳十月”
“丙辰卜■贞■弗其■之瘳”
叶玉森释■为“风”。“风疾”，即病风，这种语句，“乃卜风疾之瘳与否者。”商代文化，尚属幼稚时期，其凡事必取断于鬼神，已有许多甲骨上的文词，予以充分的证明。疾病必出以贞卜，是没有什么疑问的[11]。不过，除此外，有无别种医药学，颇不能明白罢了。
我国古代文化，到了周朝，有长足的进步，这是新旧史学者所无异词的事，虽然各人对于这“史实”之原因的界说颇为参差。周初医药之学，必比殷商有相当长进，是可想象得到的。《易经》无妄九五爻辞云：“无妄之疾，勿药有喜。”象曰“无妄之药，不可试也。”[12]这足当征当时，药物之用，必已至相当程度了。但关于西周医药发展情况，如《周礼》中所记，那样整齐、详细的分科及组织[13]，怕是后人“夸大出之”的说话，不能令我们很安然相信[14]。还有一点材料，值得我们在此提一提，这就是有名的周公愿以身代武王死的故事。（武王罹虐疾，周公祷告于祖宗之灵，称述己之贤能，宜于事鬼神，以求赎其兄的危厄。）从这事件上看，周初的圣智之人，还是以疾病为由于鬼神的祟祸，与一般原人的信仰相近。但我是怀疑这故事的。并非因为前面已称说周初医药已颇现眉目。便断定不该有这故事存在。这是一种很武断的逻辑。我的疑点是这故事在记录上缺少稳当的保证。换言之，就是说那所谓。《金縢》的文件，恐非周初人的笔墨[15]，而这有名的故事，也就是一篇《乌有先生》传。
到了东周，医药似乎进步得颇可观了。流传于后世，最为我们所知道的两位春秋时代的医生，是医缓和医和[16]。据《春秋左氏传》所载，起初，晋侯得恶梦，问于桑田巫。巫断其不久必死。已而果病。医缓未至之前，晋侯梦疾为二竖子，以避缓故，议居于膏肓之中。缓至，所言与梦相应。晋侯叹为良医[17]。这是所谓名医医缓的故事。至于医和的，据云，晋侯有疾[18]，医和视之，断曰：“疾不可为也！是谓近女室，疾如蛊，非鬼非食，惑以丧志，良臣将死，天命不祐。”因晋侯的反问，他又说了一大篇“六气五味，过则为蓄”的道理[19]。近人喑然氏，谓医缓尚不免带原始的神学思想（神学医），医和则进而成为“玄学医”了[20]。
战国时代的医生，我们可举扁鹊为例。他的故事，依司马迁氏所记，颇为繁富。今约言之，得列为五桩：⑴ 传秘术于长桑君；⑵ 知简子的神游；⑶ 救虢太子于已死；⑷ 料桓侯之将薨；⑸能为种种医道[21]。又《列子汤问篇》记有他为人换心的故事，《韩诗外传》也有关于他治病的记载。但大半荒唐难信；一小部分，又近于阴阳之说[22]。这么看来，战国时的名医，仍然不过一个玄学医罢了。
在此，我们试谈一谈在古代极占势力的“巫医”[23]。如本文第一节所叙述，文化低下的民族，医事大多出于法术或宗教的巫师之手。我国古代，也没有逃出这文化史成规之外。上文所曾提到的巫彭大约就是传说中原始时代有名的巫医[24]。春秋以后，医与巫，虽然已呈分业的景况，但巫者仍不免时兼治医事，这是无可疑惑的。直到现在，民间巫医的势力，尚在某程度之下流行着呢[25]。
法术或宗教的治疗法，除了由巫师执行的以外，尚有普通人们自己举行的。佩带或饮食某种动物、植物或矿物之类，如本文前节所说的，是很通行的医法。例如，刮虎牙可以治犬咬伤，吃横公鱼能止邪病，溪兔虫之角辟水毒，飞生鸟之爪治难产，蕙草止疠圣铁疗痫[26]。这种治疗法，是原始医学或民间医学的重要法门，在我国当是最老早就发达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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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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