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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启蒙教育即重视经学，社会上才会相应出现为数不菲的年齿尚幼便以通经显名的童子郎，如《后汉书·左周黄列传》言及“汝南谢廉、河南赵建，年始十二，各能通经，（左）雄并奏拜童子郎”，而像后汉范升九岁即通《论语》、《孝经》的早慧者史籍中也数见不鲜。一般说来，学童习字之后，即授读一般经书，主要是学习《孝经》、《论语》，有的还学习《尚书》或《春秋》，而《诗经》尽管其道德教育功能相对较弱，但作为韵文，三百篇琅琅上口，易于成诵，从而也受到启蒙教育的青睐。东方朔上书自述”十六学《诗》《书》”，后汉马严之子马续“七岁能通《论语》，十三明《尚书》，十六治《诗》”，邓禹更早，“年十三，能诵《诗》”。周燮年十岁即通《诗》《易》《论语》，冯衍则更是九岁即能诵《诗》。据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山东发现的一座汉灵帝光和四年（公元181年）古墓中铭文对早夭男童逢盛的哀悼，碑铭言”至于垂髦，智惠聪哲。过庭受试，退诵《诗》《礼》”，着意指出男童精熟《诗经》及礼仪准则，继又言“才亚后橐，当为师楷”，极力赞誉其博学聪智。 而孟孝琚“十二随官，受韩诗，兼通《孝经》二卷”，亦见诸其碑铭。幼童、少年接受的教育是当时社会价值取向的晴雨表，他们遵从成人的设计，被教导、被塑造，成人社会之尊尚于中自然不难考见。职是之故，出土汉代碑文中才屡屡以“敦《诗》《悦》礼”称誉墓主，几成套语，如东汉《赵宽碑》言赵宽“既敦《诗》、《书》，说志《礼》、《乐》”，《耿勋碑》记耿氏“敦诗说礼”，《西狭颂》云李翕“敦《诗》悦《礼》”，耿、李二人位居太守，赵氏则为三老，居官品位有高下而赞语类似，足见此语使用范围之广泛，尤其是赵宽任三老，三老乃秦汉间所置之乡官，掌教化，乃举民五十以上有修行、能帅众者除之，对其文化素养并未提出要求，碑文言其“敦《诗》《书》”，显然反映了在朝廷政治影响下民众所形成并普遍认可的人才观念。
汉世宫观取名有出于《诗经》的，《三辅黄图》云未央宫有凌室，“藏冰之所也”，其名源于《诗经·豳风·七月》“纳于凌阴”一语；《西京杂记》卷一有“鱼藻宫”，乃汉高祖宠姬戚夫人为其子赵王如意之居室所起的名字，“鱼藻”乃《诗经·小雅》之篇名。戚姬以此名室乃有诫子之意。《太平御览》卷一百三十五“皇亲部”记载云：“应劭《汉官》曰：皇后称椒房，《诗》云‘椒聊之实，蔓衍盈升’，美其繁兴，以椒涂室，亦取温暖，除恶气也，犹天子赤泥殿上曰丹墀。”民间宗族祠堂四壁布列先贤懿行事迹图画，亦有与《诗经》相关涉者，仅见一例，东汉建和元年（147）建成之武氏祠堂绘列画像近二百幅，其中右石室有画像题字为：“颜淑独处，飘风暴雨，妇人乞宿，升堂入户，燃蒸自烛，惧见意疑，未明蒸尽，摍苲续之。颜淑握火，乞宿归。”颜淑独处事传世汉代典籍中唯《诗经·小雅·巷伯》毛传载录，于中可见汉世社会风俗之一斑。
民间建筑，史所罕载。但与之相类，汉世民众多有取名于《诗》者。姓名承载着时代文化的信息，隐寓着民众现世的追求与期望，秦进才先生曾对两汉姓名现象进行探研，论及汉人姓名与政治变迁、改朝换代、时代思潮、地名等之关联，从中窥见到汉人取名的历史文化意味。 自汉武尊儒，习经渐成风习，孔孟流布人口，汉人取名源出儒家经典者颇多，如赵典，字仲经，乃以经典相应；谅辅字汉儒，名、字相合意谓任儒辅政；后汉会稽学者韩说，字叔儒，“说”通“悦”，“叔”为排行字，也从正面肯定了儒家的社会价值；而孔霸，字次儒，取于《孟子·梁惠王上》，则是标意尊儒，赞和儒家鼓吹之仁义王道，鄙视霸道，列霸业为儒道之下；而考古发现之东汉墓葬另有墓主名姚孝经者。 汉人因《诗》得名的亦不在少数，名字中带“诗”字的即有姜诗、杜诗、任诗、文诗、虞诗、张诗、冯诗。冯诗曾任越骑校尉，仅见于《后汉书·宦者列传》；张诗见于东汉《开母庙石阙铭》，其职为“户曹史”，铭文未记其字；虞诗为汉冲帝母虞美人之父，其字亦无传；任诗见于东汉《武都太守李翕西狭颂》文末题名，云“下辨道长广汉汁邡任诗字幼起”，名字意谓兴起于《诗》；文诗见于东汉《都乡孝子严举碑》之碑阴题名，云”弟子文诗字宪伯”，名字相连意为以《诗》为宪，表明《诗》的社会影响之巨大、地位之崇高；姜诗，《华阳国志》卷十中载其字为“士游”，名、字相合，典出《论语·述而》“游于艺”一语，只是将六艺具体限定在《诗》之一艺上。而杜诗字君公，则意指习《诗》明经可位列公卿，正好反映了汉时选官制度的内容。两汉民众从《诗经》具体篇章中选字为名的更是所在多有。
李南，字孝山，名字相合为“南山”，显系得名《诗经》屡言之“南山”一语；
王允，字子师，取于《诗·周颂·酌》“载用场有嗣，实维尔公允师”；
羊陟，字嗣祖，取于《诗·周颂·闵予小子》“念兹皇祖，陟降庭止”；
张温，字伯慎，取于《诗·邶风·燕燕》“终温且惠，淑慎其人”；
挚恂，字季直，取于《诗·郑风·羔裘》“羔裘如濡，洵直且侯”一语，洵、恂二字相通，《韩诗外传》卷二引《诗》即作“恂直且侯”。
东汉《孟孝琚碑》记载墓主随父赴任武阳，从师受《诗》，后改名为琼，字孝琚，琼与琚同义，取名源自《诗经·卫风·木瓜》“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孝为饰字。而《尹宙碑》言尹宙字周南，亦与《诗经》相关联。
包括《诗经》在内的经学在汉代民间风行既如是，汉代民间文学也必不可免地受到熏染，行文中不时掺杂相关词句与诗旨，曹魏时期邯郸淳所撰《笑林》收录了许多笑话，多源于民间，为下层民众之集体创作。《太平御览》卷二百六十引有一则，文云：
某人谒见邑宰，问左右曰：“令何所好？”或语曰：“好《公羊传》。”后入见，令问：“君读何书？”答曰：“唯业《公羊传》。”试问：“谁杀陈佗者？”甲良久对曰：“平生实不杀陈佗。”令察谬误，因复戏之曰：“君不杀陈佗，请是谁杀？”于是大怖，徒跣走出，人问其故，乃大语曰：“见明府，便以死事相访，后直不敢复来，遇赦当出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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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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