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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祭祀仪式的传承与族群认同
宗教可以分解为两个基本范畴：信仰和仪式。仪式属于信仰的物质形式和行为模式，信仰则属于主张和见解。大多数仪式所包含的价值是社会成员所公认的、既定的社会价值。拉德克利夫一布朗认为，仪式成了社会组织的一种描述和社会总体结构的象征性叙事。
(一)祭祀时间的传承与族群认同
我们研究的是民俗文化的时间观念，即时间如何被民俗文化生活所建构的问题，“这包括不同的社会文化对时间的不同建构，也包括同一社会文化在不同的时代对于时间的不同建构”。自然的时间具有不可逆性、不可反复性等特点，但是民俗文化时间则具有可逆性、可反复性。
对于成吉思汗的祭祀自成吉思汗逝世后被绵延下来，成为一种传统。对此《成吉思汗祭奠》做了较为全面的研究。在2000年10月的田野考察中，笔者做了访谈，访谈所述与《成吉思汗祭奠》相对照，成吉思汗祭祀的时间一直在传承。从口述人的描述可以看出，祭祀者牢牢地记住了成吉思汗祭祀的文化时间。对于成吉思汗祭祀的过程就是对此文化时间建构的过程。成吉思汗祭祀文化时间的建构意义在于，一方面再现时间背后的文化对时间所赋予的价值和意义，在强化对成吉思汗尊崇的同时，强化蒙古族的族群意识和凝聚力。虽然近现代蒙古族社会发生了很大的变迁，他们也在不断吸收其他民族的文化，但是对自己祖先的认同、对自己文化传统的认同还在延续。另一方面，也表明国家话语权力对该族群传统文化的认同，谁也不能否认，民俗的一部分规范功能在现代社会里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剥离，转化为国家话语权利系统。但是，成吉思汗祭祀时间的传承也表明，在国家话语权利系统的控制下，民众中依然存在着另外一个生活空间和文化空间，民众生活空间和文化空间的模式与其历史的传统息息相关。
(二)达尔扈特的传承与族群认同
清代《钦定理藩部则例》载：“伊克昭内有成吉思汗园寝，鄂尔多斯七旗，向设有看守园寝、承办祭祀之达尔扈特五百户。”《边政通考》中记载：“道光十九年定，伊克昭盟向有成吉思汗园寝，其鄂尔多斯七旗，向设有看守园寝承办祭祀之达尔扈特五百户。此项人户，不得作为该王等所属，于该盟内择贤能扎萨克一员，专司经理。”达尔扈特的行政机构、组织情况、生产方式都与一般旗里的百姓有别。
达尔扈特居住的地方为“伊金霍洛”，“伊金”为“主子”之意，“霍洛”为“禁区”、“禁地”之意。就传统来说，达尔扈特五百户的特殊地位是；不纳税，不服兵役，不向皇帝磕头。作为守陵人，他们承担的责任主要包括：其一，对成吉思汗园寝的象征物——即八白室的守护和祭祀；其二，对八白室的维护和祭祀的筹款，即五百户达尔扈特每户每年上交一两银子，其供奉称为“塔本郡朗”，即加起来五百两之意。他们的另一项使命是带着清朝理藩院发放的使者牌子，到蒙古各地去募集祭品。平时他们也从事牧业生产，与其他蒙古民众不同的是，他们的一部分收入来源为到成吉思汗陵祭祀的民众的捐献。
“伊金霍洛的牙门图德(即祭祀人员)是世袭职务，他们代代相传，有关成陵祭奠的各种事宜及程序，对外绝对保密”。清代伊金霍洛包括现今伊金霍洛旗的伊金霍洛、布尔台格、布连、札萨克召、红庆河、公尼召、哈巴格系、纳林塔、陶亥召等苏木和陕西省木县大柳塔的北部。由于清代末期汉族移民的涌入，大面积的农田被开垦，到民国时期，达尔扈特的区域只剩下南北30里，东西30里的地域。到建国初期，历史上五百户达尔扈特有三分之二迁出了伊金霍洛，他们向周边的杭锦旗、乌审旗、鄂托克旗等从事游牧的地域迁移。1956年成吉思汗陵建立后，作为成吉思汗的现在守陵人，达尔扈特集中居住在霍洛苏木。
在成吉思汗陵调查的时候，笔者访谈了成吉思汗陵祭祀的主持者之一古日扎布：
我们家守成吉思汗陵是祖传的，往上算，已经38代了。我们过去不服兵役，不纳税，甚至皇帝死了，我们也不哀悼，不戴孝。我14岁时就参加了守陵，是我爷爷让我这样的，我爷爷叫阿伊尔扎那。1939年，成吉思汗陵西迁的时候，就是我爷爷守陵。我爸爸去世，我爷爷让我做这件事。祭祀成吉思汗除了现在固定的赞诵词以外，还有12首歌，我爷爷说传男不传女。
国家给予了守陵人应有的地位，所不同的是他们已经是国家的公职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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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民族研究》2008年第6期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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