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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传统具有极其强大的文化整合力，它不仅有着历史内涵的丰富积淀、传承空间的广阔延展，还有着久远的承继历程和众多的实践群体，呈现出民俗传统的模式化与习俗惯制的影响力；同时，一些民俗现象又往往因为获得时代性而从此面貌一新，展示为民俗传统相对的演化与调整的内在可能。端午民俗是中国最为古老、承递群体相当广泛的传统民俗之一，从其对传统的深层延续和在当代都市社区文化中的演化形态这两个层面，本文以实践的民俗文化观为出发点，认为当代端午民俗已发生了一些重大演化，这既是民俗传统深层延续中的演化，也是顺应时代要求的民俗内部结构的自发调节，其本质是民俗传统与当代社区文化的互动演化。在一定程度上，端午民俗的当代形态也折射了普遍意义的民俗在其生成、发展中与时代的互动关系的基本规律。
一、深层延续：端午民俗与民俗传统
端午民俗在中国有着浓厚的文化意味，中国的十多个传统节日中，端午的地位仅次于大年春节，这不仅因为它久远的传承历史，更在于其独特的民俗蕴含。正是这一意义，使得端午民俗具备了穿越千年文化时空而仍保有其传统的强劲生命力。《荆楚岁时记》在谈到五月龙舟竞渡的起源时注云：按五月五日竞渡，俗为屈原投泪罗日，伤其死所，故并命舟揖以拯之。舫舟取其轻利，谓之“飞尧”，一自以为“水车”，一自以为“水马”。州将及土人悉临水而观之。盖越人以舟为车，以揖为马也，邯郸淳《曹娥碑》云：“五月五日，时迎伍君。逆涛而上，为水所庵。”斯又东吴之俗，事在子哥，不关屈平也。《越地传》云：
“起于越王勾践。”不可详矣由此可知，两汉时期楚、吴、越等地都已盛行五月竞渡习俗，但其意义却并不相同，这种差异根源于当时对竞渡习俗的解释是比较晚近的事实。闻一多先生曾指出，端午节是古代自称为“龙子”的吴越人民祭龙的“龙子节”，在这一天，他们要划着绘作龙状的独木舟，把用竹筒或树叶装裹的食物投人江中祭龙，然后竞渡作乐。这一观点是颇有见地的。
据当代一些学者考证，“端午节的主干是先秦时期的三大节日，一个节日是五月镯毒、采药，一个是纪念、祭祀某个亡者，一个节日是五月举行水上赛神大会，驾舟竞渡’，①。也就是说，端午节的民俗形态并非从来就是后世广为接受的形态，它的最早渊源是南方水居民族的庆祝龙神再生的祭典和由此形成的龙舟竞渡习俗。汉晋之际，楚人将五月五日或十五日凭吊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的活动与之融合起来，并赋予竞渡以拯救屈原、为屈原招魂的丰富内涵，从而在深层的民俗信仰与民族精神的意义上强化了龙舟竞渡这一习俗，使之得到民俗行为与民族心理的广泛认可与支持，同时也整合了中原民族的崇龙信仰和祈龙求雨习俗。后来，这一节日在其漫长的传承史上又汲纳了中华民族不同时代、不同地区的多种民俗文化元素，从而呈现出涉及信仰、游艺、饮食、体育、歌舞、经济等诸类民俗事象的丰富多彩的民俗形式。
民俗传统的内在规律性是端午民俗具备相对固定的民俗形态的决定因素。植根于民众生活之中的民俗传统，不只是单纯的历时态影响，也有着很强的共时态条件下的综合作用。或者说，它是在时间和空间两个层面同时发挥其影响的。民俗传统是民俗生活在久远的和广阔的实践过程中逐渐定型化的一种力量，它既是个体民俗的量的实践，也是所有民俗的质的提升。它是多种层面的传统，是在民风、民情、民性和具体的习俗相统一的基础上生发出来的一般性传统，也就是立足于民俗行为主体—民众和民俗本体之间相谐和而形成的为人们普遍认可的惯制，因而具有普适性、约定性、同构性、综合性和开放性。民俗传统所凝练的“经典民俗模式”、强劲的凝聚民心的“民俗情结”、综合各种民俗形态的多重展示以及民俗行为主体的广泛与自发性，使其具有了其他文化传统无法比拟的内在生命力和社会影响力。
俗信是民俗传统的基本内容之一，端午民俗有着深厚的俗信基础，“俗信原来在古代民间传承中曾经是原始信仰或迷信的事象，但是随着社会的进步、科学的发达、人们的文化程度的提高，一些迷信事象逐渐失去了原来的神秘色彩，失去了神秘力量，人们在长期生产与生活中找出了一些合理性，于是把这些从迷信的栓桔中解放出来，形成了一种传统的习惯。这些传统习惯无论在行为上、口头上或心理上保留下来，直接间接用于生产目的，这便是俗信”②。端午民俗肇始于水居民族对龙神的最古老的俗信，人们虔诚地相信龙神的存在，并认为它对自然与社会发生着决定性的神秘的作用，当冬去春来、生命复苏的时节，人们就举行具有巫术意味的龙舟竞渡习俗，以实现龙神再生的目的、汉代人的祈雨仪式已与祭龙结合起来，唐宋以后，龙神信仰发生重大转变：一是佛教和道教均极力强调龙王与云雨的关系，佛经称诸大龙王“莫不勤力兴云布雨”，道教则逢有水之处便封一方龙王，于是龙神信仰逐渐广传，并由原来的图腾神变成农神，成为农业祭祀的重要对象；二是封建帝王封龙神为王，加速了龙王信仰的普及与深入，并迅速造成“大江南北龙王庙林立”的局面。③应该说，龙神信仰是端午民俗最核心的信仰要素，它贯穿了端午民俗自起源以来的整个历程，尽管其间也渗透了其它一些俗信内涵，民俗样式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龙神信仰却始终发挥着巨大作用。也正是这一信仰基础，实现了端午民俗潜在的与整个中华民族对龙的特殊信仰的统一，“龙，不仅是一种文化实存，也是一种象征—它是一种信念，一种意义，一种精神”④，这种根源上的与整个民族文化的统一性，为端午民俗提供了难以估量的文化传承力量。这在一定意义上也是端午民俗广为我国各民族、各地区人们接受，历经漫长的民俗演化史而依旧得以深层延续的本质因素。
同时，我国上古关于五月的俗信也对端午民俗产生了重要影响〔〕先秦时期《吕氏春秋》已有五月俗信的记载：“是月也，长日至，阴阳争，死生分。君子斋戒，处必掩，身欲静无躁，止声色，无或进，薄滋味，无致和，退嗜欲，定心气，百官静，事无刑，以定晏阴之所成。”汉代《风俗通义》的记述更直接：“俗说五月五日生子，男害父、女害母”，“俗说五月到官，至免不迁”，“五月盖屋，令人头秃”。据此而言，我国古人俗信中，五月被视为毒月、恶月、死月，五月五日更是灾中之极端了。由是产生了许多五月死亡型故事，如汉代蔡琶《琴操》记晋文公令民五月五日不得举火，以纪念和伤吊隐士介子推，邯郸淳在《曹娥碑》中讲述曹娥之父死二于五月五日，曹娥悲痛得投江而死，汉代钱塘潮神伍子青的祭日也是五月五日，等等。这些故事又生发出五月五日(或十五、二十五日)的纪念与祭奠习俗，而屈原五月五日为国家和民族付出宝贵生命，恰好与相关俗信有本质上的对应关系。这就是后来端午节之时间的根源之一。我们知道俗信对民俗形成有深刻作用，就其社会功能而言，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社会整合作用。它是民间用以进行社会整合的主要手段，民众往往以此来维持评价标准，统一社会行为。二是实践指导价值。除去一些消极的东西以外，不少俗信有其‘合理内核’，是民众长期社会实践的结晶，有一定的认识价值和实践指导价值。三是心理制衡工具心理健康，即心理平衡、心理稳定，是人类正确感受生活意义的基础。这种心理需求，在民间还没有找到更合适的普遍的替代物时，自然而然选择了传统的、拥有广泛群众基础的俗信。’，匆依据这一观点，我们结合端午民俗的形成因素，不难理解民俗传统对端午民俗曾经产生的重要影响〔另据闻一多先生考证，龙与数字“五”关系密切，“ 一方面，龙的数即是五，所以在图腾社会的背景之下，‘_互’便成为一个神圣个数，而发展成为支配后来数千年文化的五行思想；一方面，作为四龙之长的中央共主是第五条龙，所以‘第五’便成为一个神圣的号数，至今还流行的五月五日的端午节，便是那观念的一个明证”’珍。闻一多先生从哲学层次论析端午节的时间起源，与上古民间的“五月”俗信共同建构和强化了端午民俗的时间概念。
端午民俗自先秦以来，由于它与人们的信仰、生活、健康及群众性运动相结合，因此其传承在相当广泛的中国各民族和地区产生了深远影响。就其在荆楚地区的传承与发展而言，由于端午民俗与纪念屈原极为密切地结合于一体，因此，呈现出很强的地域色彩，其最主要的传统形态是：食粽习俗。端午前夕，家家户户蒸食粽子来纪念故楚的伟大爱国诗人屈原，这一习俗的文献记载最早见于南北朝时期吴均的《续齐谐记》：“屈原五月五日自投泊罗而死，楚人哀之，每至此日，辄以竹筒贮米，投水祭之。汉建武中，长沙欧回，白日忽见一人，自称三间大夫，谓曰：‘群常见祭，甚善。但常所遗，苦为蛟龙所窃。今若有惠，可以棣叶塞其之上，以五彩丝及糠叶缚之，此二物，蛟龙所惮也。’回依其言，世人五日作粽，并带五色丝及棣叶，皆泊罗之遗风也。”由此可大略观其形态与产生时间。龙舟竞渡习俗，与食粽习俗共为端午两大核心内容。在楚文化南部区域、屈原投江报国的泊罗江畔，这一习俗最为典型与繁复，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礼仪程式，主要包括朝庙、操练、竞渡、“做故事”四个部分一) 朝庙。五月初一，参与竞渡者要划龙船去屈子祠祭奠，在神完上供奉龙头，烧香，燃鞭，全体竞渡者齐跪于神完前，磕头祷告三次；(二)操练。竞渡前夕，参与龙舟竞渡者都要集中队员不舍昼夜、水陆并举地进行赛前训练；(三)竞渡。端午节下午，龙舟竞渡正式拉开，各参赛队在指定江面奋力拼搏，沿岸观众数以万计，鼓声、呐喊声惊天动地，场面极为壮观；(四)“做故事”。即用可以移动的特制支架平台做成活动舞台，以舞台剧方式演出一些传统剧目，如《拜月记》《断桥会》等，在锣鼓声与鞭炮声的伴随下，剧组巡回演出，与江面上热闹的竞渡场面交相辉映，充分展示出楚文化雄奇豪迈与绚丽妖烧相映成趣的丰富内涵。⑦在民俗传统的影响下，端午民俗保持了相对稳定的传承形态，而且随着民族文化的交流与融合，端午民俗为中国各民族的人们所接受和模仿，充分展示出民俗传统的强劲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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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民俗学论坛 2009-4-27 17:23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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