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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共代的否定
1922年，马凌诺斯基（B.Malinowski）出版的《西太平洋的航海者》一书，标志着以民族志为书写范式的现代人类学的产生。马凌诺斯基在关于库拉的整体民族志中，试图建立一种关于文化的科学，在他标榜的科学性的田野工作中，他力图避免某些调查工作得到的一副缺少血肉的、精致的、部落构造的骨架，他认为民族志田野工作的目标有三条必由之路：部落组织及其文化构成必须以翔实明确的大纲记录下来，而且必须以具体的、统计性资料的方式提供；这一框架应以实际生活的不可测度方面及其行为类型来充实，这方面的资料必须通过精细的观察，以某种民族志日记的形式来搜集，而这只有密切接触土著人的生活才有可能；应当提供对民族志陈述、特殊叙事、典型说法、风俗项目和巫术程式的汇集，作为语言材料集成和土著人精神的资料。简言之，这目标就是把握土著人的观点、他与生活的关系，搞清他对他的世界的看法。 [9](P13-18)马凌诺斯基在他的科学的田野民族志宣言中，一再强调的是与土著生活的亲密接触，真正地生活在土著人的村落里，他要打破西方人关于野蛮人是一群随心所欲、无规无矩、稀奇古怪、是奇异信仰与恐惧的牺牲品、生活全赖天佑的想象，而以现代科学的逻辑去揭示他们的确定的社会组织，权威、法律和秩序管治着公共与个人的关系，要从西方人想象的土著人毫无“自觉”意识的生活中建构出一套风俗习惯。2[9](P7)
马凌诺斯基的田野工作需要建构的是一种关于库拉(kula)的整体民族志，所以他的民族志报告要达到包括部落文化每一方面现象的程度，对那些平常、乏味、普通的事与那些令人惊诧和异乎寻常的事一视同仁，对整个部落文化的所有方面都给予研究，从每一方面中取得的一致性、法则和秩序，对之加以结合，成为一个清晰的整体。 [9](P8)
马凌诺斯基的田野民族志写作范式将文化看作是直接或间接满足人类需要而存在，功能人类学的最重要的任务乃是研究一切制度、风俗、器具及思想的功能。研究社会文物制度，必须在活的社会中去观察它们的实在功能，以及它们与满足基本的“文化需要”的关系。表面看来，以马凌诺斯基为代表的田野民族志范式要求人类学家在一个原始文化的部落中进行较长时间的田野调查，以一种历时的、动态的方式参与观察土著社会生活的全部，然而，这种田野观察需要的是从纷繁杂乱的土著生活中建构出一套风俗习惯的体系，关于某种文化现象的整体民族志，在马凌诺斯基的笔下，库拉是一个巨大的、部落间的关系网，在一个广泛的地区上把许多人以确定的社会形式联系起来。在这个网里，人们受到确定的关系和互惠责任的约束，共同遵守非常微观的规则和礼俗，有着与库拉相关的、高度发达的神话和巫术仪式。关于库拉的民族志是一种共时的、现在的、功能的研究，也就是马凌诺斯基建构了围绕着库拉的一整套文化要素之间相互关系的体系，而关于库拉的体系又是封闭的，不具有历史感，历史在马凌诺斯基的库拉圈的民族志描述中没有位置。马凌诺斯基自己明显地感受到长时间的田野调查与民族志的最终写作之间的分离所产生的问题，他指出，在民族志中，原始的信息素材是以亲身观察、土著陈述、部落生活的纷繁形式呈现给学者的，它与最后权威性的结论的提出，往往存在着极其巨大的距离。 [9](P3)换言之，当民族志学者离开他调查的异文化的具体语境，沉迷于自己的书桌，致力于异文化体系的撰写，他搜集记录的各种材料便不再是具体鲜活的社会生活，而是受民族志学者知识结构的驱谴，意在建构自己的一套文化逻辑，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距离的产生实际上否定了民族志工作者强调的所谓科学性。
田野民族志范式强调以一种历时的、动态的方式参与观察土著社会生活的全部，融入到土著的生活世界，马凌诺斯基在特罗布里恩德岛安顿好自己之后，“开始融入到村落生活之中，去期盼重大的或节日类的事件，去从闲言碎语以及日常琐事中寻找个人乐趣，或多或少像土著那样去唤醒每个清晨，度过每个白天。” [9](P5)这种融入到土著生活世界的方式，按照费边的说法，在时间状态上，民族志和土著之间形成一种互为主体性的时间。 [2](P24)这种时间状态，表面看来似乎体现了人类行为和互动中的交往实质，民族志和土著处于相同的时代，但是，在民族志的描述中，与“现代”相对立的“原始的”成了唯一标示土著时间的度量，民族志学者所处的西方的“现代”成了一个潜在的在场，无时无刻不在支配着人类学家的写作。实际上，“原始的”并不是西方民族志描写的对象，而是西方思想的一个时间范畴， [2](P18)正是将非西方社会定位为“原始的”，随即拉开了作为观察者的人类学家与他的观察对象之间的时间距离，也就否定了参与观察、调查访谈方法所强调的对话性，无论在人类学家的观察还是写作之中，都存在着一个西方人类学家永远都无法跨越的鸿沟——自我与他者并不存在于一个共同的交流对话场景之中。
因此，费边认为，民族志作品实际上否定了人类学家与土著之间的同时代性。那些采用交往方式进行田野调查的学者，一方面总是认识到同时代性是一种时间状态，如果民族志学者和土著之间无法形成这种状态，甚至几乎不可能研究异文化；但是，另一方面，当他们以描述、分析和理论结论的方式生产人类学话语的时候，同一个民族志学者可能忘记或者否认他们与其研究对象之间的同时代经历。更糟糕的是，他们喋喋不休地谈论他们调查仪式时，如何强调“参与观察”和“民族志的现在”（ethnographic present），但是，当他们把材料组织起来的时候，惟恐他们的报告不适合作为诗歌、小说和政治宣传。因此，这些经验与科学之间、研究与写作之间的分离，成为人类学作为一个学科正在溃败的认识论伤痛。 [2](P33)
更为重要的是，以马凌诺斯基为代表的人类学家，其研究职业与学科的形成与大英帝国的殖民事业密切相关，许多社会人类学研究的基金用于资助多种殖民管理发展的计划。 [10](P73)马凌诺斯基强调民族志写作的整体性，实际上是把非西方民族的文化翻译置于一个共时的现在时间之中，将那些非西方部落文化的习俗制度与西方民族的文化区别开来，并视之为非西方文化的固有本质，天然如此，规避殖民地社会正在发生的社会变迁。因此，一如沃尔夫（Eric Wolf）所言，人类学创造了“没有历史的”非西方民族。 [11]有学者指出，民族志的写作范式对非西方社会采取自然化、非历史化的手法，使得民族志话语中充斥着自然与文化、原始状态与现代特性的对立，透露出的乃是一个隐秘的进化论，其产物就是上个世纪人类学的人类学反复出现的主题——永恒的民族志的现在（the timeless ethnological present），这种对殖民地社会业已发生的社会变迁采取既承认又压抑的态度，实际上是服务于殖民统治的一种民族志书写策略。 [12](P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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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术中华 2005-0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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