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天的民俗学对口头文学的文本采集过程有更加严格的科学标准。以史诗文本采录为例，大致分为口述文本、口述记录本、源于口头传统的文本，以传统为依据的文本。这些文本都具有某一传统的基本属性，但是，他们各自所反应的科学程度是不同的。1950年代以来，彝族史诗《勒俄特依》从本土社会的文化语境中逐步被迻译为汉文以供阅读和研究。巴莫曲布嫫从探讨彝族史诗文本形态、传承方式和叙事法则出发，对彝族史诗的这一民俗学过程进行了反思。（27）作者认为，1930-40年代，国内外彝族研究界一直把史诗作为研究彝族奴隶制度社会的旁证材料来处理的。1950年代以来的史诗搜集，则多以文学为目的。但是，整理过程中基本忽视了史诗本来所属的彝族传统的内部规定性，忽视了史诗内在结构、演述场合和表演规则。作者对《勒俄特依》汉译本的文本定位和它们的价值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作者的目的无疑是要重新确立田野与文本的关系，从新确立活形态的史诗演述传统的权威。巴莫曲布嫫《叙事界域与传统法则：以诺苏彝族史诗勒俄为例》（28）在彝族史诗田野研究中贯彻了民族志诗学的理念，从彝族史诗传统内部去解读民间的史诗话语与史诗观念，从而阐发诺苏史诗传统的基本法则：从“万物雌雄观”与史诗叙事的文化象征体系，阐释了“勒俄”文本的公、母之别，并将之界定为史诗的文本性属与文本界限；从文化传统与社会心理解析了史诗叙事的黑、白之分，由此确立了史诗的叙事界域。在诺苏本土社会, 史诗是一种神圣性的族群叙事传统。巴莫曲布嫫《叙述语境与演述场域》（29）提出，要在实际的表演情境中去确立观照史诗传统的演述场域。在史诗演述场域的确定问题上, 由五个 “在场”确定史诗演述的场域,：史诗演述传统的“在场”。表演事件的“在场”。受众的“在场”。以上“五个在场”是考量田野工作及其学术质量的基本尺度, 缺一不可。仅从《勒俄特依》的文本“整理”过程及其手段来看,以上“五个在场”全都变成了“缺席”。因而,仅仅在各种异文之间进行“取舍”和“编辑”的作法, 无疑忽视了史诗演述传统的特质及其文化规定性, 在这一重要的彝族史诗文本制作过程中留下了不可挽回的历史遗憾。
2，文本型式研究：在文类之间寻求史诗的叙事特点
就史诗而言，在口头表达中，人们会发现几种风格：最重要的是言语模式，其次有背诵模式和歌唱模式。《玛纳斯》史诗是柯尔克孜族口头传统中的经典。《玛纳斯》史诗的结构和内容，具有程式化的特点。程式化结构是《玛纳斯》史诗最稳定的一个因素，而程式化语词则是史诗中能够被歌手自如调配和运用的主要因素。《玛纳斯》史诗的表演是一个综合性的展示过程，具有复杂的艺术表演形式。对于口传史诗《玛纳斯》来说，印刷文本只是传统的、活形态表演形式的一种不完整的替代品。（30）史诗《格萨尔》的叙事结构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它由五个部分组成：起兴、祈祷、介绍、正文及结尾。除正文外的其余四个部分具有相对的稳定性。该史诗继承了藏族古老的叙事传统，如由远及近、由上至下以及由虚及实的叙述顺序；普遍采用多段回环体的形式，大量运用顶针、连词重叠、交叉重叠甚至全句重叠等修辞手法，使这部看似篇幅浩繁、结构繁复的史诗，在其内部结构上具有独特的叙事规律，即具有一定的规定性，而艺人在这一范围内又有较大的灵活性，掌握这些规律和具有固定表达方式的程式，使民间说唱艺人用大脑记忆这部长篇史诗成为可能，也是艺人记忆史诗的关键之所在。（31）
乌日古木勒利用民俗学的母题类型分析方法寻求突厥民族史诗与蒙古史诗之间的相似性。突厥民族和蒙古族由于相同的游牧经济生活，共同的萨满文化背景、错综复杂的族源关系和频繁的历史接触，他们的英雄史诗之间有广泛的共同性。本文通过哈萨克英雄史诗“阿勒帕梅斯”与蒙古英雄史诗形成、发展和结构类型的比较研究，揭示了两个事实传统的相似性。（32）一个口头文本不仅同该史诗的各种形式相关联，而且也同其他史诗和文类相关联。如果我们把文类界定为具有共同特征的一系列作品，那么我们就应当考虑到口头与书写文本的分类是在文化之内和文化之间做出的。同一文化之中的不同文本是互相补充的。在文化之内和之间的分类比较给各种文类之间的相似与差异提供更清楚的观照。斯钦巴图比较了图瓦《克孜尔》与成吉思汗征伐西夏的传说，认为《格斯尔》流传到图瓦并形成《克孜尔》有近300年的历史，这可能是图瓦与蒙古族政治、历史、文化密切联系的结果。成吉思汗的故事进入《克孜尔》的途径可能是：过去曾有独立的传说或史诗，并在图瓦和蒙古流传。在蒙古，它于17世纪被史料化；在图瓦，它仍然口头流传并逐渐融入《克孜尔》。（33）蒙古族和藏族流传的《格斯（萨）》尔史诗文本，虽然具有共同的起源和故事题材，却不能因此而否定它们各自所具有的独立价值。从藏族《贵德分章本格萨尔》，蒙古北京版《格斯尔》和蒙古族《琶杰本格斯尔》，人们可以发现各民族史诗所寄托的独特民族精神和独特的审美理想。（34）
3，从文本型式到传统意义的追寻：跨文化比较研究
跨文化语境的史诗享有一种特殊的构成风格，以及惊人的主题相似性。实际上，固定的程式、歌曲和主题的运用，诸如集会、离去、庆典、挑战、战争和胜利，用作故事展开的线索，这是世界各地口头文学的特征和常用的手段。在世界各民族的神话、史诗中，有一个重要的情节类型：考验型。最常见的是出生考验。考验型是神话、史诗中展示英雄人物英雄本色的一个重要的情节类型。中国南方民族史诗中的考验型有特异诞生、求婚考验等多种形式，它们的生活原型是南方民族早期各种考验仪式，叙事模式深刻地反映了南方民族神巫文化特质。它们与希腊神话、史诗考验型的差异体现了跨文化的语境上的差异。（35）哈萨克族英雄史诗与幻想故事的关系比较密切。综观整个哈萨克幻想故事和英雄史诗的情节类型，不难看出大部分幻想故事早于英雄史诗，尤其是对那些既是民间故事又是英雄史诗的作品而言更是如此。目前，在哈萨克族民间，传承面较广的几十部英雄史诗，几乎都有散文体形式的故事；而流传在民间的近百部幻想故事，却很少有韵文体形式。通过哈萨克族英雄史诗与神箭手、英雄幻想故事的比较，人们明显地看出二者情节类型基本一致，拥有相同的渊源关系。通过两者的具体比较，可以探讨一种文化现象的深层根源，以便更深刻地理解这个游牧民族的文化脉络。（36）
跨文化比较的领域是丰富和多变的，深度地方性研究的丰硕成果正在汇聚起来，对这一笔艺术财富的比较研究的时代已经到来。通过细心搜集整理而收获的中国少数民族史诗已经被学者们多年耐心地记录下来。他们的分析将为理解这一笔天才的史诗叙述者和演唱者的非凡的艺术遗产带来新的契机。跨文化的文学理论要研究来自不同文化的口头与书写文学。另外，文本、文类或者文学运动，或者是与一种以上文化相关的特定的文学观念，这些都可以进行比较研究。这里涉及的各种关系和不同的观念是复杂的，但是它们的存在不能被否认，否则我们就不能公证地审视所要考察的文学。口头文学在文学研究之中已经开始扮演一种非常重要的角色，因而也是一种更为体制化的角色。只要口头文学一旦被誊录或迻译，人们马上就会面临跨文化问题的限制；在口头文学领域中，跨文化的文学理论的确具有一种重要的使命。再次试问，这在中国的跨文化研究背景中会意味着什么呢？（37）现在要比过去更加关注游吟歌手（bards），歌手通常是具有高度天赋的表演者，尽管他们中也有一些普通的艺术家。阿地里·居玛吐尔地以我国新疆阿合奇县柯尔克孜族活形态的口承史诗传统为民俗学的实验基地，重点研究了以居素普·玛玛依为代表的史诗歌手（玛纳斯奇），揭示了他们作为口头诗人的表演艺术，社会角色和身份认同，史诗表演艺术的历史传承轨迹，艺人的师承方式及其家族制度和社会关系。作者从大量的第一现场采取的活生生的资料，经验性的例证，精确的描述，这一切都十分到位地给人们一种透彻的体验：口承史诗的表演、创作，它的内部结构、功能、奇妙的语篇世界和宏大的艺术样式，这一切都是传统的，又是此时此刻个人的创造。（38）
继续浏览：1 | 2 | 3 | 4 | 5 | 6 | 7 | 8 | 9 |
文章来源：尹虎彬空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