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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世纪60年代起，欧美学者对19世纪以来民俗学研究的许多观念进行了反思。这种反思主要集中在口头传统研究的几个关键问题上：口头文学的创作与表演、作者与文本、传统与创新、口头文学的文本记录与现代民俗学田野工作的科学理念、民俗学文本与文化语境的关联、关于口头文学的价值判断、口头文学与书面文学的双向互动、口头传承、书写传统和电子传媒的传播学意义等。人们对这些问题的反思是跨学科的。这种反思不仅揭示了以往的认识误区，更预示了新的学科走向。
[关键词] 口头文学 传承 文化语境 传播媒介
在荷马那里，“诗”就是“歌”，诗人就是“歌唱者”。在亚里斯多德《诗学》里尚没有“文学”一词，在那里诗人是制作者，他做诗就像鞋匠做鞋一样，做诗不被看作是创造或创作。诗（Poetry） 一直是书写(writing)与演说(speaking)的最高境界。英人雷蒙·威廉斯在《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刘建基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中指出，“Literature”从14世纪起出现在英文里，其意为“通过阅读获得高雅的知识。”Literacy接近这个意义，指阅读能力和博学的状态。“高雅知识”属于印刷书籍的词汇。很明显，literature（文学）、 arts（艺术）、 aesthetic（美学的）、 creative（具创意的）与 imaginative（具想象力的）所交织的现代复杂意涵，标志着社会、文化史的巨大变化。后来literature的意涵被归类于具想像力的作品（imaginative writing）。哈里·列文（Harry Levin）在《故事的歌手》序里说道：“文学一词，通常以运用文字为先决条件，并假定那些富于想象的语言的艺术作品是借助书写和阅读来传递的。口头文学显然是个相反的术语。”纳吉(Gregory Nagy)在他的《荷马诸问题》里开篇就说，“口头诗歌”（oral poetry）这一术语并不能充分抓住这一词语背后的概念。然而，口头诗歌作为一个合成词仍有其历史真实性。“口述”并不简单地是“书写”的对立面，“口头诗歌”中的“诗”的含义是极广阔的，在这一表述背景中的“诗”不一定要与“吟诵”或“歌”相区别相隔裂。如果“口头”未被简单地理解为“书写”的对立面，那么甚至也可以谈“口头文学”，这是阿尔伯特·洛德使用并捍卫过的术语。我们要划清界限的是那种把“书写”而不是“创作”运用到类似荷马这样的人物身上。由上述分析可知，“口头文学”(oral literature)也像“口头诗歌”（oral poetry）一样，它对那些没有田野经验的古典学者来说，的确有语义学上的困难。“口头文学”(oral literature)的词源学意义是一回事，它作为民俗学的一个学科领域却自有学科上的界定。
“民间文学”、“口头文学”、“劳动人民的口头创作”、“大众文艺”、“口头传统”、“口头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等，这些概念在中国的提出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但是，它们都属于民俗学的学科领域。1 从世界范围来看，口头传统在整个世界文明历史中的地位在不断发生变化。19世纪欧洲的民族主义运动，在客观上保护了民族的或民间的口头传统，但是，那是与民族独立的政治诉求相联系的。另外，民间口头传统对于书面文学传统历史悠久的民族和新近才有作家文学的民族，它的意义、地位是不同的。世界各个大国和文明古国，在它们的自身发展过程中不必强调主要以口头传说、诗歌、信仰和风俗习惯等形式保留下来的民间口头传统所起的作用。
“口头文学”是一个广泛使用和有效的概念。口头文学的许多样式是与民俗事象互为表里的。关于一个民俗事象是什么，它的内部结构和运作机制等，仍然是学界不断探讨的问题。口头文学资料来源和采集资料的真实程度不断被重新认识。对口头文学的创作者和传承者的研究是20世纪以来民俗学领域富有创新的领域，口头文学的匿名性和集体性的观点被反思。口头文学的题材样式成为跨文化研究的一个切入点，文化人类学的局内、局外观点在这里有了用武之地。口头文学或者口头传统的发现，是19世纪欧洲浪漫主义运动的产物，对口头文学的研究是与民俗学的兴起相关联的。许多民俗学的理论产生于19世纪。欧洲浪漫主义的民族主义，文化进化学说和太阳神话，是一些不能被证伪的“大理论”。2 芬兰历史-地理学方法，地域-年代假设等属于“机械论”的起源研究。20世纪以来许多学者更加关注口头文学的内部结构和功能的研究，提倡共时的、动态的、现场的观察和研究，强调对活形态的口头传统的认识。这一切都源于学术史的反思，是对19世纪以进化论为代表的一些大的理论假设的挑战。民俗学或口头文学的研究在任何时候都是与当时的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的潮流相互联系的。我们要防止孤立地、教条地看待“口头文学”。世界上没有一成不变的事物，我们对待口头文学的认识，只能从当代世界的学术潮流中获得灵感和创造的力量。
帕里和洛德关于口头诗歌的学说是20世纪发展起来的民俗学理论，它与普洛普的形态学方法、奥利克的史诗法则，都属于文本模式的研究。它上承阿尔奈、汤普森的芬兰历史-地理学方法，下开民族志诗学和表演理论的先河。帕里、洛德以来西方口头传统研究，主要涉及民俗学的题材样式、形式、主题，民间口头文学和作家书面文学的趋同性和趋异性，如何界定口头文学和书面文学的经典，民间艺人的表演和创作等问题。在半个世纪以来，帕里和洛德等一派学者把荷马史诗这样的古代经典，放在一个史诗传统中来研究，他们认为荷马史诗文本的背后，存在一个制度化的表演传统，指出这一传统曾经是活形态的、口头的。他们把“口头诗歌”的概念运用于荷马史诗的研究中，试图解决荷马史诗的创作、作者和年代问题。他们把语言和文本作为主要的经验的现实，选择表演、表演的文化语境作为荷马史诗的主要问题，依靠语言学和人类学的方法寻求古典学的新突破。3 1930年代以来欧美口头传统研究者在几个关键问题上，对于19世纪以来民俗学研究的许多观念进行了反思：口头文学的创作与表演、作者与文本、传统与创新、口头文学的文本记录与现代民俗学田野工作的科学理念、民俗学文本与文化语境的关联、关于口头文学的价值判断、口头文学与书面文学的双向互动、口头传承、书写传统和电子传媒所构成的三维信息传播学等。人们对这些问题的反思是跨学科的，这种反思不仅揭示了以往的认识误区，更有意义的是提出了新时代出现的新问题。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文字文化好像是天经地义和与生俱来的。我们是文字文化培育出来的，我们先验地认为口头文学、口头创作也具有文字所带来的一切烙印；我们的一些固有思维和观念很少被质疑。我们对于口头文学的认识，有许多观念是错误的，下面的十个误区仅仅是冰山的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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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尹虎彬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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