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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怀特所承诺的那样，他尽可能“实事求是”地记录下了在研究过程中的种种经历，包括如何进入这个社区，如何认识一个街角帮的领头人多克，如何逐步深入地参与到这些小伙子的活动中，如何进入到当地的政治组织中，等等。这些经历，既有艰难无序之后的柳暗花明，也有坚持不懈下的水到渠成。当然，也有各种“蠢事”、错误和失败。怀特还坦诚地记录下了他在实地研究中所经历的这些窘迫和错误。比如他如何试图在小酒店里结交女孩子，结果是自己最后狼狈逃窜；比如他如何试图学着说粗话以期进一步融入街角帮，但遭到多克的批评；他甚至坦白了自己为了能更深地参与进某个政治群体中，在一次市长选举中违法地多次投票。
通过对自己所采取的参与观察法的坦诚回顾和中肯分析，民族志学者的田野作业过程、操作方法和优势在怀特这里得到了最具体、最生动的展示。这类探讨已具有方法论上的意义，比如他对“参与”和“观察”的关系、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的关系的探讨。而怀特的个人经历，对于即将要开始他们的田野调查的学生们来说，甚至比任何田野调查手册更有启发意义。他那些从不断犯错中得出的经验，于后来者更绝对是深有教益的：比如如何被当地人接受、在田野中学会观察什么、怎么提问，如何根据实际情况调整研究方向，等等。这也是我（一个曾经的人类学学生）为什么后悔没有在去做我的“田野工作”之前认真读这本书的原因。
附录的另一内容是展示他在这项研究中所运用的研究方法，这类关于研究方法的交代，在民族志文本中也是很少见的。这方面的记录既包括其研究规划的设定和在以后不同阶段的修正过程；也包括使用何种操作性的方法来探测那些非正式群体中的关系结构。后者包括在各种互动事件中（比如“诺顿帮”中的保龄球比赛）记录下各种互动结果，以及记录俱乐部内各聊天个体的位置交换过程，等等。这就好比在物理试验中记录下每次试验所用的试验器具、材料，以及试验结果数据。怀特相信，“如果我们详细说明我们的理论设想和我们使用的研究方法，别人就可以利用那样的设想和方法来检验我们的结论或对其提出质疑”。——这种可检验性，正是研究之利于学科积累和发展的根基。
六十余年过去，在民族志的科学性经历了后现代式的“批判”与“消解”之后，《街角社会》所具有的“科学性”力量仍使我折服。它的记录和探讨带给我们的，不是消解完一切之后的暗淡，而是可操作、可检验的科学性的积累。
■李霞（本报书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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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华读书报 2009年4月8日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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