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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道光年间，安溪县城蒲厝巷，有一姓金者外出经商，其妻与吴云梯（举人）通奸。在金氏未回之前，奸夫奸妇共议一计，把青竹丝蛇藏入竹管里，待夫回家时，借办酒洗尘之机，把金灌醉，然后将装蛇的竹管对准鼻孔，用火烧蛇尾迫［其］滚入［金氏］腹中，毒咬金氏致死。有一天金氏回家，奸夫奸妇就按此计行事。出于意料之外，凶杀过程却被小偷李彬暗地窥见……一天，县令黄宅中下乡办案回城，路经祥云渡，忽有怪风飘来一些半烧过的纸帛在黄的轿［子］四面周旋，黄疑有异，即下轿，派差役往山上周围查看。据汇报，只见一青年妇人在新墓烧纸［冥币］并哭泣着，［黄］即招回那哭墓女人，观形察色，确有可疑之处。回衙后，即派员四处查明，断定是通奸害夫。当即开棺验尸，然而查无任何伤痕。金妻受［奸夫］指使反咬一口，向上诬告“黄欺寡妇，随意开棺”。州令随即撤黄职，黄要求宽限一段时间给查明。在州官的准许下，黄便向安溪城隍拜求指点破案线索。有一夜黄梦见城隍指点“往向东方行，木子便知情”。第二天，黄宅中化装［成］一相命先生，往东行，夜宿李彬家，黄、李二人在深夜漫谈中，黄问李何为不娶妻，李叹口气说：“当今妇女真奸雄，故不敢想娶妻”。黄耐心追问，李彬终于道出金氏被青竹蛇毒死经过情况，并拿出凶具竹管给黄看，黄恍然大悟，喜形于色，对李彬说，他就是县令，为办此案，蒙城隍托梦指示而来暗访，明天你把竹管取去吴云梯典当铺当千钱，有事我做主。第二天，李彬就去当竹管，店员不理，吵闹起来，吴云梯探头一看，看是他作案工具，即叫店员取钱给李彬，李彬钱拿到手连竹管一齐带走，前往县衙呈交县令黄宅中，县令见此物证，确定［金氏为］奸害无疑，再次开棺剖尸详验，果然腹中蛇迹尚存，即于安溪城隍庙内开阴阳庭公判。罪犯二人见事已暴露，再不敢抵赖，一一交代凶杀过程。观众甚多，无不惊异敬服。黄宅中把案犯依法判罪上报，得到官复原职，并加升三级，后被人称为“黄青天”，黄深有感受，亲书一匾“是梦觉关”挂于庙内。（《安溪东岳城隍寺庙志》，安溪县，1994年印行，16－19页）
故事让我想起费孝通在其《乡土中国》一书提到的一件事。60多年前，有个县官告诉费先生，有个人因妻子偷汉子打伤了奸夫，结果，奸夫来县里告状。县官自己觉得很难办，一方面，在乡间殴打奸夫是理直气壮的；另一方面，通奸没有罪，何况又没有证据。但殴伤他人却有罪。怎么判？那个奸夫做了坏事，还要求法律保护。殴打他人，是犯罪，法律要管他，所以，还是要处罚打人的人。可县官心里也有道德感引起的矛盾，认为“如果是善良的乡下人，自己知道做了坏事绝不会到衙门里来的”（费孝通，1985：58）。也许自古代开始，衙门面对众多的模糊的罪过，都与这个县官一样，知道难办。衙门一面要用法来治理地方社会，另一面却不能破坏地方社会存在的道德秩序。怎么结合？城隍老爷可能便是在衙门的两难困境中被发明出的解决问题的办法。
将城隍老爷破案的故事，与城隍庙内部的雕塑群之形象组合联系起来，我们能洞见艺术的“法学意义”：城隍老爷的慈祥，他手下的凶神恶煞，使城隍庙俨如法庭，这个别开生面的象征法庭，虽没有政府衙门具有的实在的政治权力，但却能从一个艺术抑或“权力美学”的角度，制造出一个令人敬畏的象征力量来。关于城隍老爷破案的传说，与城隍老爷“衙门”的形象相互配合，言说着这个“衙门”的灵验。二者都通过“承认”阴魂的实在性，促使人们对于来生产生严重的恐惧，对于今生的行为保持警惕，由此实现社会道德秩序的营造。而所有这一切，也都在一年一度城隍老爷巡行的仪式中再现出来。
明清以来（只有上个世纪50～70年代间断），每年春天，安溪都要举办城隍老爷的迎傩盛典。清嘉庆十七年（1812年）立的一块石碑记载了时任县正堂的“谕事”，提到“安邑敕封显佑伯城隍尊神，理阴赞阳，每年季春，士民仿依古礼设醮迎傩”；而乾隆版《安溪县志》也提到，“二月二日，各村俱祭土地，名为做福，是月邑令内陈鼓乐，结彩棚，迎城隍神会，通衢热闹，游观者众”（庄成等，1988：112）。尽管史书说农历二月二是城隍神会的日期，但这个盛典的具体举办日，须于农历正月十六日在城隍老爷神像前占卜择定。那时，来自四面八方的安溪人按街道和村庄组合成团队，以花鼓、彩旗、舞狮队、南音清唱队等等“文艺表演团体”形式汇聚于县城。人们装扮成各式各样的戏剧人物，如梁山好汉、十八罗汉等。仪式的程序如同村落的庙会，是由仪式专家（道士和民间和尚）安排的，完成一日的祭祀，当夜12点，城隍老爷的神像衣冠一新，被抬上游神用的辇轿，他的手下“部门负责人”，也一样地被重新装扮。次日清晨5点，真人替代了神像，他们在庙里“办公”，神像被抬上街去，被沸腾的人群、热闹的“文艺团体”拥戴着，巡游县城的所有街巷和公共空间。绕城之后，仪仗队鸣锣开道，城隍老爷要南下校场（刑场），走到场子附近，他老人家要换上法衣才进入校场。一切搞定之后，主持的仪式专家突然大呼：“冤魂有冤准予前来鸣冤”。可以想见，古时在这个时候肯定有出来喊冤的。现在，这种做法没有了，一切都变成了表演。仪式专家话音刚落，城隍老爷的神像便在他的队伍的拥簇下，绕场一周，徐徐出场，再度巡行他的城池。
在校场附近，城隍老爷换法衣，成为超越官僚的官僚，入场之后，仪式主持人呼唤冤魂前来“报案”（喊冤），将城隍老爷比做真正能主张正义的“法官”。
“县有城隍，以理阴也”——这是清初《重修城隍庙碑记》采纳官方祀典给予城隍老爷“职权范围”的界定。城隍老爷是管理阴间的，他的“衙门”是阴间的“政府”，这个“政府”与阳间的“衙门”一样，“政法不分”，自身也是“法庭”。
城隍老爷的形象、传说与仪式，三种“艺术表达形式”紧密相扣，形成一套“制度”，召唤着社会的活力。如上所述，对于城隍庙进行研究，人类学家可以从以下三个角度入手：
1．庙宇的象征空间所显示的美术威慑力及其所隐藏的城池之神到“阴间法庭”的历史脉络；
2．可从城隍老爷托梦判案透视出的道德与秩序的传说；
3．可从城隍老爷游神观察到的衙门“冤狱处理艺术”与民间驱邪仪式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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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苑出版社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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