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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而言，在现代艺术表现形态出台于历史之前，艺术并没有脱离神灵，甚至必须与之有关。
为了说明变化，让我从例子开始。我在闽南乡村做了多年调查，发现戏曲这种东西面临着一种遭际。我们的文化部门为了保护民族文化遗产，“推陈出新”，用财力支撑着剧团（如梨园剧团、高甲剧团、木偶剧团等等）。这些剧团只有在文化部门举办“文艺展演活动”时才有正式演出机会，平日没有戏演，它们必定存在生存危机，为了求得生存，它们不得已到乡村去演出，像上个世纪50年代“戏曲改革”以前那样，在乡间寻找生计。不少剧团下乡，不是为了去“慰问农民”，而是受乡村庙宇之约聘，去村庙前“娱神”。为了谋求生路，剧团派出“营销人员”，如同人类学家那样关注戏剧的“地方性知识”，细致入微地了解各地仪式日程，将之整理出来，形成地方庙宇庆典的日程表。剧团根据这个日程表，去联络庙会的组织者，跟他们形成“大小传统”之间的交易关系。在调查期间，我搭了他们的便车，看到人类学家一般都爱看的民间仪式。村庙前的戏本不是演给人看的，而是为了对于神佛表达感恩而安排的。在神佛的诞辰庆典上，村戏是“娱神”的核心内容之一。村戏“娱神”，并不意味着村民不看它，他们也看，而且看的时候特别投入，边看边谈，边看边娱乐（如打牌、喝酒），将艺术与他们的生活融为一体。村庙的“非政府组织”（庙管理委员会）通过在其“治理领域”征收神灵诞辰庆典经费，每年能得到数万、数十万，以至上百万的经费。演一场戏，要上千元人民币。戏是在村庙前，对着村庙内的神像演出的。观众为了看戏，只好坐在庙宇与戏台之间。在演戏之夜，神、人、戏成了“三合一”的“共同体”，相互之间不相分离。对于村民来说，神灵平日表现出的“灵验”，若是没有其诞辰庆典的“热闹”来证实，那便是空洞的；人平日生活中对于群体生活的期待，若没有庙会庆典提供的机会和场合来表达，那便是不现实的；戏台平日虽很不起眼儿，有的看起来甚至无非是个简陋的土堆，若没有被人和神观望、被戏剧充实的时刻，那便缺乏任何生气。总之，村庄里的演戏活动，不像我们现代都市的同类活动那样，疏离于生活世界之外。
剧团下乡的旅程，也是一个历史的旅程，这种历史跟史学家理解的历史不同，它的方向是逆时间的，它从现在迈向过去，从现代回归传统。参与到这个旅程中，我们能生动地体会到“传统艺术”与“现代艺术”的差异。
格罗塞在其《艺术的起源》一书中说到不同于现代艺术的“原始艺术”，他说：
原始民族的大半艺术作品都不是纯粹从审美的动机出发，而常同时想使它在实际的目的上有用，而且后者往往还是主要的动机，审美的要求只是满足次要的欲望而已。（格罗塞，1984：234）
艺术人类学家若将我们在乡间观察到的艺术，与我们在城里见到的艺术完全对照看待，那可能就会引出格罗塞的“功能解释”，而这种解释因否定了“原始人”和“乡民”的“审美欲望”，而具有某种值得批判的现代式武断。
为了避免犯格罗塞式的错误，我们最好不必对于艺术的城乡之别进行过多诠释，而将注意力集中于所谓“乡民艺术”。
研究村戏的学者，易于关注乡间演戏与乡间生活之间的紧密关系。从一个角度看，村戏是村落仪式活动的内在组成部分，那些专门从事表演的剧团，平日可能是区分于乡村生活的，而在仪式之日，它们被一种交换的模式纳入了乡村。对于所谓“民间仪式”中的演戏活动进行研究，学者已通过细致入微的描述，呈现出它们的“宗教内涵”。我所能补充的是，就我的观察，演出活动与仪式活动之间的紧密联系背后是有另一个层次、另一种力量在维持着的。这个层次，这个力量，在闽南乡村表现为仪式专家（特别是民间道士）将演出规定为仪式表演的必要点缀的做法上。
在我花了不少时间研究的溪村村庙庆典上，来自外村的、远近有名的道士根据自己拥有的道教经典来表演。在庆典举办之前，他们指挥当地村民在庙的内外立坛（祭祀空间）。接着的所有仪式，可以说都是在道士的带动下进行的。道士诵读一套套经书，因时而动，声嘶力竭，手舞足蹈，召唤着天地人神的合一。他们的表演有一个重要内容，那就是将神兵天将、地方神、道教神，以至帝国的正祀召唤而来，使之形成内外之分，使兵将在庙宇之外的空地上驻扎下来，在道士的号角声中演示着他们的力量，使天神和地方神进入庙宇，同管辖村子的村神一起过生日。如为了研究道教而成为道士的欧洲人类学家施舟人（Kristofer Schipper）所言，道士科仪的表演，为的是将庙宇区隔出其他空间，使之成为一种与神灵有关的“时空圈子”（Kristofer Schipper， 1982：48－54）。根据道教经典的规定，在特定的仪式时刻演奏音乐、唱颂歌谣、“以身作则”，使他们诵读的经书与他们的“行为艺术”完美地结合为一个整体。地方戏剧团被道士安排演出一系列剧目，有的戏与帝王将相有关，有的戏与伦理道德有关，而同样重要的是，演出这些剧目之后，在规定的时刻，演员被要求打扮成八仙，他们徐徐进入庙宇，一一向村神行礼。
村庙庆典的内容如此丰富，以至于研究艺术人类学的学者，若是要完整地用我们的“科学语言”来再现仪式可能是梦想。于我，艺术人类学家若是要研究这样的表演，兴许须同时关注以下难以同时呈现的“事实”：
1．仪式专家运用的科仪经典的内容；
2．被诵读出来的科仪经典之具体呈现方式，及与特定仪式的时间安排和空间布置之间的关系；
3．科仪表演与道士的音乐、舞蹈表演之间的“节奏对应关系”；
4．仪式专家表演的仪式，内容上表现的天、地、人、神“混融”于庙宇的面貌；
5．不同阶段的仪式表演，针对的仪式从请神到送神之间过渡的具体作用；
6．由专业剧团表演的戏剧，与仪式专家表演的科仪经典仪式之间的配合关系；
7．仪式专家与专业剧团表演，得到的庙会“头领组织”（由一般村民选举组成）与一般村民的配合。
清单还可以接着罗列下去，但到此似乎已能呈现出“乡民艺术”丰富的社会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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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苑出版社网站
【本文责编：王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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