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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学三：请问哪些文化遗产属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所保护的范围？国家制定非物质文化遗产清单根据什么标准，会不会因为不符合国家的标准，而使得需要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不到保护？
回答：这个问题也非常重要。根据公约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定义，公约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需满足三个条件：第一个，普遍人权，即符合国际上通过的一些人权文件，如《国际人权公约》；第二个是民族间的相互尊重，即平等的原则；第三个是可持续发展原则。第二次政府间专家会议时，一个美国人类学家发言，他说按照这几个标准，世界上有90%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将得不到保护。比如按照平等尊重的原则，一个民族歌颂自己历史上战争胜利的史诗就不能得到保护。又比如，巴基斯坦有一种结婚仪式，其中一部分是要由妇女在一个房间里唱一首歌，男人不能加入，这不符合平等原则。还有可持续发展的要求，我们之所以要保护有些文化形式，就是因为它们没办法可持续发展，如果我们把可持续发展当作一个前提，怎么去保护它呢？所以他说我们就保留人权这一原则就可以了。不过照我看，按照这个思路去想，人权原则也不是没有问题。什么算是普遍人权？教科文组织会员国有100多个，就算这些国家都接受某些原则，也不等于普遍性没有问题。因为还有很多国家没有参加，而且一国政府的代表性也很有限。因此，标准问题是一个需要认真考虑的问题。实际上，这个问题在我们国家是很现实的。我们常常听人们说这个是落后的，那个是封建的，还有那个是迷信的，这后面有很强的意识形态冲动。我们到底应该依据什么样的标准来制定清单？我认为至少有两个问题要考虑，一个是意识形态标准，一个是技术性标准。技术性标准需要专家学者去制订，但更难的是意识形态标准。如果我们有足够宽阔的视野，足够长远的眼光，就应该尽可能多地把人类文化的表现形式包含进清单里边，否则等这些文化已经消失，我们再来保护就来不及了。我希望我们大家都能思考这个问题，如果我们的这些思考都能变成政府的具体保护措施，那么我们对文化的保护就可能奏效。好，下一个问题。
同学四：我要问两个问题。一个是您所说的一个人的语言问题，语言是用来交流的，海德格尔也说语言或者传递或者阻碍我们，而当一种语言只有一个人会说时，我们保护它又有什么意义呢？第二个问题与此相关，您怎样看待我们国家推广普通话问题呢，您认为它会阻碍我们地方发言及其所承载的文化的发展吗？
回答：好，这个问题是我刚才涉及到，但没有时间去展开。我们讲一个人的语言是指这个语言濒临灭绝只有一个人懂得的状态，当一种语言只有一个人懂时，它确实不太有用，因为语言是用来交流的，但是它对人类很有用。假定一个物种不断消失最后只剩一只时，如果我们能够把它保存下来，就像科幻电影里一样，最后靠科技使它繁衍和发展，那么此时作为单一的个体保存下来的，就相当于一个基因库。语言也是这样。即使只剩下一个人还懂得这种语言，我们把它保存记录下来，使其不至于灭绝，那么它里边包含的文化信息就被保存下来了，这是有意义的。如果一种文化对我们是有价值的，我们就应该把它保存下来。第二个问题是关于普通话，你刚才提到海德格尔，他关于语言的论述是很深刻的，其实他不仅说过语言的交流作用，还说过语言的主宰作用。语言是我们认同的文化符号，它不仅是一种交流的工具，语言就是存在本身，我们很难在没有语言的情况下去认识自然，认识我们人类自身，去表达我们自己，我们存在于语言之中。我这样说并不是批评推广普通话政策，因为我不是很了解推广普通话政策的主要内容，以及它的意义和后果。但是我想，如果推广普通话的政策不是限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比如政务方面，而是要在日常生活中取代地方方言，这是绝对不可以的。普通话本身没有任何优势，尽管由于种种原因，有些人可能容易认为普通话有一种优越性。我们都知道，吴语、越语等方言保留了很多古音，我们现在用普通话是读不出来的。古人用方言创造了很多文艺形式，很多艺术形式都是与方言和地方文化联系在一起的，四川话就是一个例子，它幽默诙谐，创造了很多艺术形式。当然我不是说普通话的推广就一定会引起地方方言的消失，但我们应该在观念上明白，普通话和地方方言是平等的，它们之间没有价值上的优劣之分，方言不比任何使用范围更广的语言低下。如果一种方言因为某种原因而面临失传的危险，我们应该做的是采用措施来保护它，这就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意义。
同学五：梁老师您好！我想问的是，我们社会对文化遗产的保护，很多是功利性的，主要不是看它的文化内涵，而是看它能不能给国家带来现实的经济利益，对这一点我是不同意的。但我们社会的资源是有限的，我们不可能对所有文化范畴内的内容都予以保护，那么此时经济学的成本收益分析方式是否应该运用于我们对文化遗产的保护问题？
回答：你对功利性保护政策的批评是对的，我很同意。不过你刚刚批评了功利性，却好像又回到了功利性的立场。是不是可以用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来决定什么样的文化应当保护，恐怕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这些年大家都在讲经济学帝国主义，经济学“入侵”到其他许多领域的势头是大家都能感受到的。我个人认为，经济学有它的特点和优点，把经济学引入法律确实可以拓展我们传统的研究方法和视野，也能够解决一些问题。但我也认为在很多社会问题上，尤其是文化问题上，经济学的目光是比较短浅的。我这样说不是批评你的观点，而是说你提的问题值得我们去思考，即我们能够保护什么。法国为什么要捍卫自己的语言，有人会说这涉及到法国的国家利益，其实，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都可以说涉及利益，但保护自己的语言不是普通的事件，它远远超过了一般的利益问题。因为如果没有法语的话，法国人就不存在，法语的优美和严谨表现了法国文化的精髓和认同，这也是为什么在加拿大的魁北克省英语和法语的矛盾这么大。很多的问题是不能用经济学理论来解释的，因为很多是解释不通的。文化认同、文化尊严、平等感，可能会超越经济利益的计算。所以我想，把这个问题归结为利益是有一些问题的。至于说我们的资源有限，哪些应当保护，哪些可以不保护，哪些需要优先保护，这都需要非常仔细地考量。头脑一热，说要不分先后轻重保护一切文化形式，自然是做不到的。但像有的人主张的那样，反对人为干预，任由文化在发展中自生自灭，那也是很危险的。文化固然是有生有灭，但对于文化是自生自灭的说法我是有怀疑的。比如在生态系统，随着人口的增多和技术进步，我们对自然的影响越来越大，野生动物如金丝猴、野象群的栖息环境因为人类的扩张而被破坏，这不是自生自灭的过程。换句话说，我们今天看到动植物的消失、热带雨林的减少、气候的改变都不是自然而然的，都与人类的行为有关，所以人有责任检讨自己的行为，有责任考虑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这点更突出。全球化的过程就不是自然的，所谓的自然完全是人为的，是文化政策和经济发展政策，比如说发展商可以在他所认为最好的地方去盖楼，政府给他提供优惠，这是一个政策，而不是自然的要求。我们有不少著名的古城，都是极有价值的文化遗产，但在经济开发的过程中，整个城市被破坏了，取而代之的是既廉价又丑陋的新城。你们去过华东政法学院吗？它的前身是圣约翰大学，现在去还能看到当年的一些建筑。不过原来校园里的一座教堂却在1980年代中期为了盖学校的图书馆而被拆掉了！还有北京，它的城墙已经没有了，四合院也拆得差不多了，它作为一个古城已经不存在了，只剩下一些孤零零的建筑。如果你到欧洲国家去看看，会发现差别太大了。我们为了一些眼前的经济利益把自己历史上流传下来的最宝贵的文化遗产在十年二十年内破坏掉了，而且现在还在继续破坏。
同学六：梁老师您好！您是我们学校新三届校友的杰出代表，您认为今天我们西政人应该怎样保护属于我们西政精神的关怀学校发展的特有的文化遗产？（掌声）
回答：这个同学把文化遗产这个词用得很好。一种精神就是一种遗产。今天来的路上刘校长讲，老校区因为多年的积累，西政精神得以传承并容易保存下来，开了新校区就有些担心，这些精神是不是会衔接不上呢？当时我就想到公约里的文化空间概念，cultural space。什么意思呢？很多无形的文化是和有形文化联系在一起的，比如泰山是一座文化名山，有些历史上的礼仪必须要在泰山举行，没有泰山那种仪式就失去意义了。所以我就在想，新老校区文化空间的转变是不是也会让我们的文化遗失了呢？不过此时此刻，我发现我的担心是多余的。当我看到你们的表情，感受到你们的热情的时候，我知道西政的精神已经落在这里了。空间不是绝对的障碍，重要的是人。文化是人创造出来的，当然可以靠人维护和传递下去。今天我们学校有很多杰出的学者，诸如龙校长、刘校长以及在座的科研处的各位老师，都是西政精神西政文化的创造者和传递者。你们也是。前年我们学校五十年校庆征集大家写回忆文章，我在文章的结尾处说：如果有一天我再回母校，她一定更加现代更加美丽，但是我不知道她的开创进取、自由平等的精神是否还在。现在我回来了。我认为那种精神还在。但这种精神能不能延续下去，能不能发扬光大，更看我们在座每一个人怎么理解它。你们就是保护西政精神传承西政精神的主体，你们都对她有贡献。换句话说，这种文化是否会失落，要看你们每一个人！！（鼓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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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天益学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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