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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语言也是主体用以规定客体存在者存在性质的概念工具，尽管对客体性质的规定不是语言概念的第一功能。为了能够发挥主体对客体性质的规定功能，语言的运用者必须以绝对主体的身份出场，只有站在绝对主体的立场上，通过使用具有绝对价值－意义的语言，绝对主体才能给予客体存在者的存在性质以必然性的绝对规定。而这也就意味着，绝对主体能够从具有绝对价值－意义的语言世界中挺身而出，尽管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语言首先是一个任意性－约定性即相对性的价值－意义世界，但是，表述存在者客体性质的语言世界（科学世界）能够在表达主体存在价值－意义的语言世界（生活世界）的基础上建构起自身。
然而，尽管文化－民族性语言世界的价值－意义结构是任意约定的，民族－文化性语言所表达的首先是相对性的存在价值与存在意义；但语言价值－意义的相对性并不只是一个一劳永逸的一次性世界，而是一个在时间和空间中分阶段和分层次地延展（德里达之“延宕”）的存在，而语言的任意约定就发生在语言价值－意义世界的各个层次、各个阶段的无限延展之中。就此而言，民族－文化性的语言价值－意义结构既是相对地任意约定的，同时也可以不断地上升到绝对地严格规定的境界。而民族－文化共同体（主体）内部对语言价值－意义的集体约定和民族－文化共同体（主体）之间对语言价值－意义的翻译都是任意约定在不同层次、不同阶段的实现。
因此，不是法语特别适合表述语言学的一般性理论问题，因而“法语竟然成为20世纪语言学的理想语言”，而是每种语言都是从特定的立场表述了语言学理论一般性问题的某一侧面。正是以此之故，我们对语言绝对性地规定客体性质的功能才可以期待于主体之间不断上升、不断更新的价值－意义之重新约定的过程。直至这一过程达到存在价值和存在意义的绝对性层面。只有达到了语言价值－意义规定的绝对性层面，语言对主体存在价值－意义的约定功能和主体对客体存在性质的规定功能才能获得完美的统一。这样的绝对性语言境界也许只是一个永恒的趋向，就像人永远也不可能认识上帝的全部本质，但永恒地朝向上帝之思却是人的永恒的追求。
索绪尔认为，在语言出现之前，主体存在的价值－意义世界，即纯粹的思想或观念的世界“只是一团没有定形的、模糊不清的浑然之物”，在语言出现以前，“思想本身好象一团星云”，“一切都是模糊不清的”。（索绪尔，1980：147，157）是声音（能指）和概念（所指）的任意约定的结合才把思想的云团切分成了一个个承载了具体的价值－意义的语言单位——词汇。由于每个民族－文化共同体对存在价值－意义世界的纯粹思想－观念世界的切分是任意的约定，因此，每一民族－文化性语言都是一个自成“一家之言”的价值－意义系统，索绪尔语言学就立足于视语言系统为一个价值－意义整体的基础上，这是索绪尔把语言系统视为具有“语言一般”性质的基本理论假设。
在此需要强调的是，在索绪尔心目中，尽管不同的民族－文化性语言世界都只是相对的世界，但是，不同语言世界所切分的人的存在价值－意义的整体世界在其本原处却是一个绝对完整的整体。就此而言，纯粹思想、纯粹观念的云团只是一个绝对之物，这个绝对之物就是人类存在的价值－意义的整体思想世界、观念世界，而每个民族、每种文化都只是从各自不同的立场，以各自的不同方式对这个价值－意义的整体世界加以切分，从而分有了整体的思想－观念世界的既同一又不完全统一、甚至部分的价值－意义。这正如索绪尔在评价个人对语言的掌握时所说：
（语言）是通过言语实践存放在某一社会集团全体成员中的宝库，一个潜存在每一个人的脑子里，或者说得更确切些，潜存在一群人的脑子里的语法体系；因为在任何人的脑子里，语言都是不完备的，它只是在集体中才能完全存在。
我们所研究的对象就是储存在我们每个人大脑中的（语言）宝藏；毫无疑问，这种宝藏在任何个人的大脑中都不会是绝对完整的。（索绪尔，1980：35）
但是，超越个体的主体（我们可以把民族－文化性的语言共同体也视为主体）之相对性存在的价值－意义世界却是绝对完整的存在世界。只有在这个绝对完整的存在世界中，绝对主体对自身存在的绝对价值－意义的约定性表达与绝对主体对客体存在者存在的绝对性质的规定性表述才有可能达成一致。当然需要补充指出，索绪尔本人并没有明确地视语言出现之前的思想－观念的云团为超越语言共同体的绝对存在。关于只存在一个唯一的、绝对的人类整体存在价值－意义世界的思想是我们对索绪尔语言学哲学思想的进一步阐述。
但是，尽管有语言出现之前“思想云团”的假设，索绪尔本人却只是在民族－文化性语言系统的层面上讨论语言的“任意约定”的问题。索绪尔也没有把民族－文化共同体语言系统本身看做是一个可进一步分层次的价值－意义体系。这是因为，一方面，索绪尔把各个民族－文化性语言视为独立的价值－意义系统；另一方面，索绪尔又把民族共同体和文化共同体视为影响言语实践的后天历时性因素而排除在了先天共时性的语言系统之外。由于索绪尔只是在语言的先天共时性层面讨论语言学问题，于是，索绪尔回避了民族－文化性力量作为影响语言系统的后天历时性因素对于语言系统本身的先天分层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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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苑出版社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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