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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研究以及中国民间文学研究的俗文学学派形成于20世纪30年代末,从萌生到成熟,其间经过了十多年的酝酿与积累。说它是一个流派,不是说这是一个有组织的研究社团或文艺社团,而是说这些学者是以相同的或相近的文艺学术思想和理念走到一起来了。所谓相同或相近的学术思想和理念,就是郑振铎的《中国俗文学史》第一章《何谓俗文学》中对“俗文学”的范围、特质、内容、价值等所作的阐述。他写道:“中国文学史上代表时代的作品,除了许多大诗人和散文家所写的以外,在民间文学里也有不少。它们,特别是民歌、短剧、小说和戏曲,能够把当代的人民生活、思想感情,生动地具体地表现出来,成为最可宝贵的史料。它们和出于大诗人、散文家笔下的作品同样,乃是和它们的那个时代呼吸相同,血脉相通的。在它们当中的有三五篇作品,往往是比之千百部的诗集、文集更足以看出时代的精神和社会的生活来的。他们是比之无量数的诗集、文集更有生命。……它们产生于大众之中,为大众而写作,表现着中国过去最大多数的人民的痛苦和呼吁,欢愉和烦闷,恋爱的享受和别离的愁叹,生活压迫的反响,以及对于政治黑暗的抗争;他们表现着另一个社会,另一种人生,另一方面的中国,和正统文学,贵族文学,为帝王所养活着的许多文人学士们所写作的东西里所表现的不同。只有在这里,才能看出真正的中国人民的发展、生活和情绪。” 郑振铎对俗文学的价值所作的评价,经历了历史的风尘,至今仍然不失其思想光辉。正是他的这一番论述,使一大批热心于研究俗文学的学者和文艺家相继聚拢到他的旗帜下,并将其视为他们共同的文学纲领。
历史告诉我们,整个20世纪30~40年代,特别是抗战胜利前后的几年,是中国俗文学学派的活动和成就最为辉煌的时代,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写下了重要的一章。阿英率先于1936年在上海创办了《大晚报·火炬通俗文学》周刊;戴望舒于1941年在香港创办了《星岛日报·俗文学》周刊;赵景深于1946~1949年在上海先后创办了《神州日报·俗文学》、《大晚报·俗文学》、《中央日报·俗文学》三种周刊;傅芸子和傅惜华于1947年在北平创办了《华北日报·俗文学》周刊。这些俗文学周刊在搜辑、阐释、研究俗文学方面,做出了前所未有的成绩,使史料得以拓展,理论得以深化,提升了俗文学学派的学术品格。在这些俗文学周刊的周围,团结了许多知名的学者和文艺家,也培养了许多热爱俗文学的青年学者。成为抗战胜利后以香港、上海、北平三大文化中心为代表的国统区文艺界和学术界的一时之盛。
遗憾的是,一方面由于学术偏见的原因,一方面也因为资料搜求的不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出版的一些文学史,对这一时期的俗文学史料的搜辑与研究的成绩没有给以足够的重视,更没有给以恰当的评价。近几年来,改革开放的政治形势,带来了思想的解放与学术的繁荣,关家铮先生倾几年的精力,搜集散见于报纸上的这些《俗文学》周刊上的文章和史料,进行资料的爬梳和深度的研究,同时,编纂了这部《二十世纪〈俗文学〉周刊论文总目》,为中国文学史与中国民间文学史及其学术史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使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文学史将由于这部书的出版而获得大量未知的新史料,中国文学史学史的写作,也会因这部书的出版而在构架上、理论上获得新的启示。同样,中国俗文学史和中国民间文学史以及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的研究与写作,也会因此受益而有新的拓展。
几年来,关家铮在编纂俗文学论文目录的同时,还撰写了多篇有关俗文学研究的文章,有的以港字号、沪字号、平字号《俗文学》周刊为题,有的以某个学者的俗文学思想和业绩为题(如郑振铎、赵景深、冯沅君、朱自清、王重民等),在大陆和台湾的学术刊物上发表,对俗文学的研究多有推动,也得到了俗文学研究界同行的首肯和赞佩。前年他借来京参加中国俗文学学会的学术会议之机,到舍下晤谈时,我曾建议他拟订计划写成一部中国俗文学的史学史,以填补我们在这个领域的空白。他的写作进展很是顺利,不料,他的父亲关德栋先生不幸仙逝,打断了他的写作计划。我也为亦师亦友的关先生的逝世十分悲痛。经过这一次家庭的不幸变故后,他的这部《二十世纪〈俗文学〉周刊论文总目》先行脱稿,并得到了齐鲁书社的支持,现在就要付梓了,笔者应编者之嘱,写了上面这些文字,作为祝贺。
2006年10月27日于北京东河沿寓所
本文原刊于 关家铮编著《20世纪〈俗文学〉周刊总目》,齐鲁书社2007年1月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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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刘锡诚民间文化论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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