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期间,分析较深刻但似乎影响有限的是法文本的哲乃普传记。贝尔蒙的《哲乃普:法国民族志的创始人》在1979年被译为英文。书中贝尔蒙并没有对“边缘礼仪”进行特别的探讨,而是将其笼统地视为“过渡性仪式”(TRANSITIONAL RITUAL),故英译者将“边缘礼仪” (RITES DE MARGE)译为“阈限中礼仪” (THRESHOLD RITES),没有采用英译本的译法。 (BELMONT,1979:60)
第二个批评来自为哲乃普写英文传记的作者。祖梅莉明确指出了英译本的不当,但并没有注意到因此而失去的意义。祖梅莉写道,“将‘边缘礼仪(RITES DE MARGE)’译为‘过渡礼仪(TRANSITION RITES)’是不对应的。MARGE的意思是边界、边际、边缘。尽管如此,可当一个人通过边界时,我们知道这是一个过渡。如果我们寻找哲乃普的解释,我们还是可以看出两者之间的联系的” 。(ZUMWALT,1988:24)
对此,我们有必要问,倘若需如此间接地将两者联系起来,为什么哲乃普在使用“过渡” (TRANSITION)、“通过” (PASSAGE)、“门” (PORT)、“门坎” (PORTAL)等词的同时选择了“边缘” (MARGE)一词呢?难道是随意的吗?正如他在使用“仪式”、“仪礼”和“礼仪”时有着明确的界定,可以肯定,哲乃普使用“边缘”是有他特定的含义的。
除上述语义上的问题,还可看出当时起主导作用的人类学的学术理论所产生的影响。20世纪50年代和20世纪60年代,在功能派和结构派等学派对各自理论进行论证时,各种社会中的社会关系以及认识这种关系的方法是人类学当时所关心的问题;而对礼仪等行为的内部结构分析是此后的事,比如对格夫曼 (GOFFMAN)的“FRAME ANALYSIS”,格尔兹 (GEERTZ)的阐释论 (INTERPRETATIVE),巴尔特 (BARTHES)的符号论,以及特纳的象征论 (SYMBOLOGY)等的礼仪分析应用。当然,更不必提有关族群互动的“多民族主义”等思想及由此形成了“民族研究” (ETHNIC STUDIES)这一跨学科跨地域的新领域。这也表明了决定学科理论取向的社会背景这个第三个方面的因素,即必须看到20世纪60年代的世界,特别是在美国,社会变化所导致的学术研究的焦点的变化,即从此而形成的后殖民时代、后现代、种族平等、民族多元化、少数族群等话题成为社会和人文学科的关注点。“社会关系”在不同时代具有了不同内涵。
因此,“边缘礼仪”是翻译“过渡礼仪”中失落的一层意义,而这正反映了时代的局限。我们今天之所以要重新认识这个理论,一方面是为了正确理解这个对学术界产生了极大影响的民俗学理论模式,另一方面是为了从这个模式中探寻是否能发展出有助于理解现今社会现象和社会关系的新视角。哲乃普百年前所追求的是试图以科学的方法来研究民俗,“将民俗科学带进生命的科学的范畴”。(COCCHIRARA,1988[1952]:482-484)毕竟,“过渡礼仪”模式是个工具,是从历史的视角检验实践。
在此,可提及中文著作所因此受到的影响。例如,吴泽霖在《人类学词典》将 RITES DE PASSAGE译为“生命转变礼仪”(包括分离、过渡、组合)。(吴泽霖,1990:588-589)金光亿引用了隔离 (SEPARATION)、阈限期 (LIMINAL PERIOD)、包容阶段 (INCORPORATION STAGE)等概念。(金光亿,1996:395)何星亮 (2004)介绍道,“范·哲乃普在1909年出版的《过渡礼仪》一书中,……发现它们都包含三个主要的阶段或层面:一是分离 (RITES DE SEPARATION),二是过渡 (RITES DE MARGE),三是聚合 (RITES DE D’AGREGATION)”。(何星亮,2004)较新的《当代西方社会学人类学新词典》介绍到,“《过渡礼仪》一书中提出……分离仪式 (RITES OF SEPARATION)……过渡仪式(RITES OF TRANSITION)……整合仪式 (RITES OF INCORPORATION)”。(黄平等,2003)正因为误译才导致有人误以为“生命仪礼从开始至结束的整段时间……都是过渡时期 (TRANSITIONAL PERIOD)……因此生命仪礼的模式似乎应重写为:结合仪式→分隔仪式→结合仪式”。(余光弘 1986:229)此外,可能对中文产生过影响的日文译本书名为《通过仪礼》,将三个阶段译为“分离、移行、合体”,尽管另有译法为“分离、过渡、统合”。①
五、对“边缘礼仪”的再思考
尽管哲乃普《过渡礼仪》一书的目的是总结出仪式的进程模式,但是,“他不是归纳主义者”,他也指出除了模式和进程外,礼仪还有更多的研究方面。哲乃普尽管没有明确强调“整个社会事实”,但很注意“仪式的社会意义”。他强调对礼仪的研究不应是静态的,脱离社会背景的,要注意到“动力性”。藉此,正确理解和应用“过渡礼仪”模式对分析民俗中的礼仪行为,如移民的传统继承、散居民的文化认同感以及当代的某些“传统”复兴等将大有帮助。
在此,先考虑为什么哲乃普在使用“过渡”(TRANSITION)和“通过”(PASSAGE)等词的同时选择“边缘”(MARGE)一词来界定“分隔礼仪”与“聚合礼仪”之间的“边缘礼仪”。显然,哲乃普在使用“边缘”时考虑到对应的“中心”或“主流”的概念,而有意识不用中性的“过渡”或“通过”。“边缘”暗示着个体与群体、少数与多数、分支与主流的分隔,进入身体、心理、社会和精神上的“被边缘化”状态,经过一定时期,再以礼仪方式聚合入新的年龄或职业或氏族小群体(即回到先前的群体,如家庭或部落,该个体的角色也不同于先前),同时也被聚合到大群体的主流中。从这个角度讲,这种个体或少数群体的边缘化时期是该社会的信仰与文化所认定的个体需要在一生中经过的必要过程,其意义对其本人和群体是明确的、公认的,所以也是积极的,主动的。因为整个社会群体都明确知道这种状态的经过、时间以及结果等等。
处于边缘状态下的个体和群体对该社会的功能被削弱。对整个社会以及参与仪式的个体和群体而言,这种边缘期的过渡是“正常”的步骤还是“被边缘化”的“仪式性”行为,取决于对同一现象的不同认识视角(如局内人与局外人的看法)。群体(包括不同年龄、性别、社会地位等)共同经历“边缘”过渡的社会行为多在移民中出现(如农村到城市、一地区到另一地区以及跨文化和语言的移民)。而这个群体中的个体在经历过渡礼仪时便有了双重边缘,因此对这些个体(也包括群体)过渡礼仪的研究便有了新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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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苑出版社网站 【本文责编:王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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