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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举文]重认“过渡礼仪”模式中的“边缘礼仪”
  作者:张举文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09-03-17 | 点击数:35091
 
当然,因为哲乃普考虑的主要是封闭的“半文明”社会中的情况,可以推测他所指的“边缘”是新成员(礼仪的主体人物)之个体被置于其群体的“边缘”,或者说,他所指的“边缘”有两层意思:1)对应于参与者:特定礼仪的少数新成员对应其他的多数成员;2)对应于社会进程:某仪式是该社会正常进程的一个组成部分——多数礼仪是伴随着整个社会发展的。由此可见,哲乃普基于他自身所处的时代和社会,没能考虑到所有的仪式参与者(新成员及其家庭或群体中有关成员)都可能是处于“边缘”状态,比如在跨文化或民族的移民过程中。他们除了举行传统的(人生过渡和岁时节庆)礼仪活动,还进行为了适应新环境而创造出的新礼仪活动。因此,在跨文化或社会的互动中,边缘礼仪便有了新的一层意义——即文化聚合(并非“同化”)进程中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民族文化地位对该个体和群体新获得的身份的接受,以及在新社会环境下的文化和民族的认同感。
显然,哲乃普所指的“边缘-中心”不同于百年后的今天我们所用的“边缘化-中心化”。在后殖民和后现代的世界中,“主流-少数族群”的问题已愈发明显地成为每个国家都面临的问题。“中心-边缘”的思维一方面是为分析提供工具,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人类二元思维的模式,尽管这个两分法在认识社会问题上有很多不当之处。哲乃普所指的是在特定群体内部的多数或社会主体与仪式参与者个体或少数之间的对应。正常状态下,新成员便是少数的“非正常”状态下的个体,因此而处于正常群体生活的“边缘”状态。这是从社会心理上来讲的。此外还有地域的“边缘”——凡是礼仪主体或新成员都是与其他参与者保持一定的距离,通常还有一定的隔离物(象征物,如面具、面罩、门或门帘、封闭的房间、边境线或中立区等)。可见,哲乃普注意到功能主义和结构主义所强调的各个方面,但并没受到后来的这些单一思考的拘束。
归纳起来,对“过渡礼仪”中的“边缘礼仪”或“阈限礼仪”(包括特纳的“阈限论”中的行为)的分析,有如下几个值得考虑的方面:
1.边缘过渡的时间性:需要说明,哲乃普特别注意边缘礼仪进程中的时空过渡。然而,这一点常被忽视,因为当提到“阈限”活动时,人们注意的是特纳的思想,可那是有别于哲乃普的思想的。例如,特纳所发展和定义的“阈限性”,以及“反结构”,其中极其重要的因素是在进入“阈限期”后,参与者便处于“无时间性”、“无身份”、不受年龄、性别和社会地位的“结构”限定,如狂欢节、中国的婚礼中的“三天不分大小”等“社戏”时刻。正是在这种“时间外的时间” (TIME OUT OF TIME)里,人类文化才得以创造,民俗传统才得以传承和发展。而哲乃普关心的是当一个礼仪进行时,它的进程规律,以及某礼仪在整个仪式过程中的作用。所以,从大社会的角度,即非直接参与者的角度,边缘礼仪本身经历着时间的过渡,同步于大社会和自然的过渡发展。另外,虽然参与者在“阈限”中处于“无时间、无身份”状态,而在结束后,他们并不是回到起初的时间,也无法回到仪式前的时间,无论此阈限期是多么短或长。这个“无时间”与哲乃普的“时间”其实是不矛盾的,而是所观察的角度的不同。
2.边缘过渡的空间性:《过渡礼仪》的第二章,“地域过渡”明确讨论过渡礼仪的空间性。边缘礼仪正体现出“分隔礼仪”与“聚合礼仪”之间的边缘性过渡,尤为明显的是空间的过渡。然而,在哲乃普的“半文明社会”,地域或空间的边缘性过渡是封闭性的,即新成员(如待成年人或旅行者)在经过边缘礼仪后再聚合到原来的群体中。在现代社会中,开放的直线性地域或空间的边缘过渡更具代表性,即一个体从生至死始终在向新的地域或空间过渡、不断加入新的群体。哲乃普关注的主要是地域空间的边缘性。但是,如果从社会空间或心理空间来分析诸如节庆(如祭祀等行为)和散居民(如移民和“民工潮”)等活动,边缘礼仪模式同样有益。
3.边缘过渡的个体性与群体性:《过渡礼仪》的第三章,“个体与群体”对两者进程模式的相似做了较彻底的分析。需要强调的是当将此理论模式应用于现代社会或跨文化背景下的礼仪分析时,个体和群体的相对角色获得了在“半文明社会”所没有的新的一层意义,即社会意义上的“多数”族群与“少数”族群的对应过渡,或“主流”与“边缘”社会地位间的过渡。换言之,现代社会中个体在社会地位间的过渡更频繁和繁杂,却并未引起相应的注意。例如,在现今的“过年”或“春节”活动中,个体性礼仪行为在家庭或家族的范围内的中心作用愈发被社群(社区群体)以至国家行为所替代(主要由于媒介技术)。另如,在“移民潮”、“民工潮”、“农转非”、“跨国婚姻”、“跨国收养”等社会活动中,个体与本群体和其他群体的关系便不同于相对封闭社会中的关系。 
4.边缘过渡的社会性:哲乃普所关注的是“半文明社会”的礼仪行为模式。在当今多民族多元互动的社会中,有必要将礼仪的个体性、群体性、巫术-宗教性、民族心理性、政治经济性、以及地方与全球性等相联系来认识上述各种社会活动。这意味着在关注跨文化或民族的互动中的“身份认同”问题时,应考虑到中心-边缘、主流-少数、主人-客人、本地人-外来人(移民)等变化进程中的礼仪行为和社会影响,以及相应的个体和群体对该社会的“认同感”或归属感等问题。
5.边缘过渡的心理因素:这层意思必须从某文化的原始发展以及人类共性两方面来认识。哲乃普认为“巫术-宗教性”礼仪是人类心理发展的普遍性,宗教是理论,巫术是表现宗教的技法。张光直指出,“巫-萨满”是中国古代文化的根基。因此,对传统的礼仪行为的认识就不能脱离这层意义。
6.边缘过渡的文化(历史和社会)因素:尽管不同文化的发展途径和阶段有所不同,但它们都体现出该文化的原始心理与后期的伦理或宗教的发展的结合。尽管礼仪行为被认为在半文明社会较繁复,在文明社会较简单,且其神秘性愈发减弱,但我们不难发现在某些传统的巫术-宗教性的礼仪行为中,“半文明-文明”或“原始-现代”的划分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因为那些体现该文化核心信仰与行为的礼仪仍在借助各种现代媒介对个体和群体发挥着重大作用、表现着相似的文化心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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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学苑出版社网站
【本文责编:王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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