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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中国有着悠久的尊老传统，“尊老”主题明确的《老人智救王国》在中国广为流传是容易理解的。《妇女智救王国》罕见流传当然也有其原因，晚近之世出现在梁祝传说里，则也有其意义，与明朝所出现的大团圆结局不能一概而论。兹就所见，试述于次：
（一）中国农村有着大量的巧媳妇故事，内容都是农村生活的一些事情，情节则是巧媳妇巧妙地解决了公公或其他男性提出的种种难题。在传统习俗和社会制度都是男性占优势的环境里，巧媳妇故事群所不言而喻的意义是“妇女的聪明才智不在男性之下”。这类故事的大量流传，则表示了故事的涵意是被人们所接受的。
（二）《妇女智救王国》固然也是凸显妇女的智慧，但故事的架构无法融入基层农村，故事里的妇女是朝廷大臣的媳妇，否则不会有机会替国王解决困难。对农夫农妇而言，它远不如巧媳妇故事亲切，要以独立形式和巧媳妇故事群并存于中国是很困难的。
（三）前引《冲波传》里的采桑娘故事，把场景从宫廷移至乡野，受困求援的是周游列国的孔子而非国王，农家妇女的出场便自然而合理了，只是把受困而一筹莫展的人设定为孔子，对说过“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论语·阳货》）的孔子，未免有些戏谑和调侃。但是，戏谑和调侃是表层的，它的深层意义是妇女视野的放宽，她们较量才智的对手，已不仅是同在农村的公公或其他男性，现在也有信心和社会上的精英分子读书人较量了。《冲波传》不知是何人所写，书已亡佚，也不知成于何时，然而引述它的马骕是清初之人，所以采桑娘的故事可以确知在明朝已经流传。在明朝的民间出现“采桑娘”这样凸显妇女才智并调侃孔子的故事，在当时是思想上的一大突破。
（四）梁祝故事的主体，从祝英台的男扮女装出外求学，到后来的殉情合塚，真正的主角是祝英台，梁山伯只是陪衬。此外，故事的结局固然显示了祝英台对爱情的坚贞，但在情节开展过程中，给人深刻印象的是祝英台的机智敏慧。随同梁祝传说在民间长期而广泛的流传，祝英台和她的机智敏慧必然获得广大妇女的认同。那么，把《妇女智救王国》接续在梁祝传说的主体之后，把智救王国的妇女具体设定为祝英台而有梁祝双状元的结尾，就故事的社会意义看，它便不仅是梁祝传说的补偿性延续，还透露了女性更多的自觉和自信，并且凸显了政治制度的不公平。
（五）在从前，取得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的途径是参加政府举办的考试，经由考试成为地方性的秀才，或是全国性的进士。进士的第一名称状元，是极高的荣誉。由进士出仕为官，最高的职位可任宰相。但是这些都是男性的专利，女子的才学再高，也没有机会和男子在这方面竞争，她们的地位只能依附在丈夫或儿子身上。如今受到认同的理想妇女祝英台出现了，聪明机智有才学。她和梁山伯师出同门，梁山伯的才学能中状元做宰相，相较之下，祝英台又何尝不能呢？所以不能，只是因为受限于科举考试只能由男性参加的缘故。既然是由于制度上的不公平，祝英台无法中状元做宰相，那么就安排一个特殊事件取一个特赐状元吧！从农村巧媳妇故事群所表示的女性生活智慧不输（或超越）男性，到采桑女子的不输（或超越）读书人，再到受了教育的祝英台应该也可以做状元，民间女权思想的发展，就在一连串的民间传说和民间故事里清楚地反映了出来。
（六）如果把清朝出现的《梁祝双状元》故事，和同时一些女性作家所作流行于南方民间的弹词①放在一起观察，这种女权思想是更加明白的。检视谭正壁《弹词叙录》所记的两百部弹词，其中有女扮男装去应试而中了状元做宰相情节的作品有五部，其中两部（《四香缘》和《白鹤图》）撰者不详，其余三部（《玉钏缘》、《再生缘》和《笔生花》）的作者都是女性。在这三部作品中，《玉钏缘》的作者佚名，仅知是明末的母女二人，《再生缘》的作者是清乾隆年间（1785年前后）的陈瑞生，《笔生花》的作者是清道光年间（1845年前后）的邱心如，都是文献可考的卓越才女。这些才女在作品中不约而同地出现女扮男装中状元、做宰相的情节，正显示了她们对于社会和政治制度的不满。在现实社会里既然不能应试出仕，那么就只好把这样的抱负寄托于故事吧。
（七）中国知识界对女权的呼吁，始于清季鸦片战争（1840-1842）前后，起初的重点在废除妇女缠足，继而论及社会地位和女子教育，但直到民国建立，尚未见女性政治权利的提出。从《梁祝双状元》的故事看，民间在这方面的主张，是明显地早于知识界的了。
本文原刊于《民间文化论坛》2006年第2期，注释请参见纸媒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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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苑出版社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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